中国随笔年度佳作_耿立-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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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1)
苍耳
近段时间,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重新解读切尔诺贝利,这固然必要,但仅仅物理性或事故性地看待切尔诺贝利,那么我们距离这场悲剧的“堆芯”只能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和黯然。如果百分之八十的死难者本可以逃脱死神,如果更多的“辐射人”本可以健康地活着,如果……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切尔诺贝利?当然,如果不是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切尔诺贝利这个怪怪的名字,便如同传说中那人面兔身之讹兽一样,会慢慢隐没于记忆的荒野而不再狰狞毕露了。“讹兽”别名诞,据《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二十五年来,切尔诺贝利对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类似早年的一个梦魇,一个神秘兮兮的城堡似的存在物。它从不带有“现场”、“真相”、“正在”的意义,因为一切都被封存了。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爆炸后的四号反应堆必须套上石棺,三十公里内必须划为绝对禁区,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曾被一只无形巨掌打上封条,包括所有档案、胶卷、病历、死亡证明、知情者的嘴巴。
不管怎么说,从爆炸发生那一刻起,“切尔诺贝利”就一直在往下“切”,一直在锋“利”,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夜倒悬在我的头顶!当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东欧地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半个地球上旋转着“切”
出创口时,苏联政府仍伶牙“利”齿地狡辩,刻意隐瞒不报。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爆炸发生后,他被告知只是一般失火,“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和举重若轻的忽悠,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前党首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就可以将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那么,到底谁在骗谁?是下骗上还是上骗下,抑或上下瞒骗惯了而继续互骗?但他们上下一致地欺骗了整个世界。这是铁的事实。
核事故发生两天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抵达现场,但不知什么原因竟迟迟不提交报告。直至三天后,莫斯科得到瑞典政府发来的质询和数据,这才知道事情不妙,辐射云已随风飘散到瑞典,事情远非“跟煮红茶没两样”那样简单。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西方军备竞赛,他必须设法捂住“切尔诺贝利”喷射的核尘埃。也就是说,对戈氏而言,倘能割除“切尔诺贝利”之两端而取其中,才符合政治家的最大利益,这样便接近“诺贝尔”
了——他早该获“诺贝尔和平奖”了。但“尔诺贝”毕竟不是“诺贝尔”,铸剑为犁更不是铸犁成剑。
一九八六年四月之末那个黑色礼拜,第一个赶往出事点的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盘旋于第四区上空,在距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快速拍摄,现场比墓地还要悲凄、荒寂,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让人立马想到什么才叫“自掘墓穴”,什么才叫“世界末日”。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只能滞空四十秒。然而,伊戈科斯汀没想到的是,拼死拍下的十二张相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不出任何影像了,更不幸的是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征兆和隐喻:整个核事故真相也遭到另一种“核辐射”而全部变“黑”,报废般地被锁进无形的暗箱之中。二十五年后,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伊戈科斯汀,我正在穿越的历史隧道突然灯火全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嘴巴被强行塞进一股浓浓的怪味——“嘴巴里有金属味道,一种酸味。人家说辐射没有味道,我们之后才知道,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当年用仪器测试辐射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道。
如果这时官员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怪味,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继续申辩:我明明闻到了一股怪味,为什么你们偏说没呢?他们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可以送精神病院了。
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明明在现场和周围测出远超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还在不断升高,可是专家却宁愿相信测量仪出了故障,也不愿相信发生的高辐射是真实的。至于高辐射值导致测量仪破表时,专家甚至相信高辐射消失了。在专制思想操控下,科学、专家以及科学仪器也都变质变味了,甚至成为反科学的御用工具。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第一批赶赴爆炸现场的六十九名消防队员,在未被告知真相的情况下毫无防护地投入战斗。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像命中的弹靶一样接连倒下,有的剧烈呕吐,有的失去知觉,有的面目全非,现场惨不忍睹。结果三十一名死于直接核辐射,其余的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症:眩晕无力,间歇性呕吐,皮肤生疮化脓,整块脱落,骨髓退化,多个器官受损,以致心力衰竭。战士们以为面对的只是烈火,却不知道真正凶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远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厉害千百倍,而最大的蒙面杀手却是背后高喊“同志们冲啊”的巨大阴影——事实上,苏联最高当局完全清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远比真正的战争更为惨烈和棘手,否则他们不可能从阿富汗前线抽调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指望用大量的沙子和硼酸把大火闷熄。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半年时间里,据称有六十万人参与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丧命于此。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追忆道:
“戴面罩的士兵在四号机组抢险,每次停留不能超过四十秒,每人铲不了三次就得离开,那场面就如战争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才避免了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十倍的第二次爆炸。
核事故第一天,在距核电站三公里的美丽小镇普里皮亚季,尽管四万多居民已吸收了超过正常值五十倍的辐射,但他们依然生活在阳光灿烂的蒙蔽之中。凌晨爆炸伊始,普里皮亚季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他们被告知,只发生了小事故,核电站是安全的。没有人告知他们必须紧闭门窗、服用碘片以应对。直到四十八小时后,政府才开始疏散受到高辐射的居民,但仍然没有透露疏散的原因。此时河水已浑浊不堪,冒起怪味的水泡;两岸边大片大片的松林、白桦林被放射性气流灼成焦黄色。
匪夷所思的是,事故发生第六天,苏联当局居然筹备了“五一”劳动节盛大庆典,想以此掩饰核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当然,权威的《真理报》在第三版底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声称“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尽管标题很小,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它足以给恐慌的群众吃一颗定心丸。被洗脑的群众是最听信“真理”的。在距切尔诺贝利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五一”节那天,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局依然鼓动群众参加劳动者大游行——红旗飘飘、彩色气球、高呼“苏联万岁”的人流、鲜花的海洋、呼啦啦的鸽群、天使般的笑容——无论怎么想象也无法将这场面与地狱、死亡联系到一起。然而,冷面无情的畸形政治导演的正是一幕巨大的荒诞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场庆典中遭受戕害并踏进地狱之门。记者伊戈科斯汀拍摄了“死亡游行”的画面,但奇怪的是,这些资料竟也从乌克兰国家档案中蒸发了。
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绝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现场,它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蔽杀手,一个没有命名的祭台,一个以花豹斑点式向外扩散的无主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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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2)
那么谁是祭品呢?这是不言自明的。他们的亡魂至今仍在切尔诺贝利徘徊、呼号。如果换一种说法便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想想看,连遥控机器人清理核污染时都受不了强辐射(电子线路遭损毁),而他们在官僚特权集团“遥控”下,必须以血肉之躯与死神面对面打交道。他们死时究竟吸收了多少能量的核辐射,似乎无法测定也无人问津,但一年后这些死难者遗骸被重新装入特制的铅棺材,以免成为新的放射源,就足以证明一切了。主祭者当然是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会颂扬并铭刻死难者的“英雄业绩”,但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族是不会充当祭品的。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他在庆典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他忠实地执行了最高当局的命令,并身体力行地带着孙子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当然,第一个听懂历史嘲笑的,也是雪比斯基,而不可能是高呼口号的群众。二十五年后他那巨大的绝望仍像核子云层一样笼罩着我。我想,他是被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人性和良知击垮的。当然还有恐怖的幻象,连篇噩梦,以及对自己所寄身的庞然大物的不祥预感。
二十五年后,我们仍然无法知道这次核事故死难者的准确数字——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在莫斯科第六医院(当时唯一可治核辐射的医院)和其他不知名的医院悲惨死去,然而苏联当局却禁止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提及“辐射”死亡。他们要抹掉任何一点“非正常死亡”痕迹,以便掩埋真相,让后人查无实据。既然你们已经死了,就不能再往“社会主义苏联”脸上抹黑了。
我本想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说出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我为她们织就一块宽大的裹尸布用偷偷听到的她们的只言片语我随时随地都把她们回忆哪怕新的灾难临头也不会忘记即使我历尽磨难的嘴被堵住亿万人民也会用我的呼喊抗议阿赫玛托娃:《钉十字架》
当然,官方有一个统计,二十年间共有四千多人死亡。而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发现,死亡人数在九万人以上,受害者达九百多万人,随时可能命赴黄泉。官方与民间的统计结果相距悬殊。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成了一个双面镜:正面映照的是光明、安全、辉煌,背面显现的是骷髅、残肢、亡魂的凄号。切尔诺贝利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如今那儿的茅草长得比房子还高,灰蒙蒙的办公楼布满城堡般的裂纹,空荡荡的剧院偶有野狼或野狐光顾,保持原样的车间仿佛史前遗迹——篮球架的网兜里仍吊着一个篮球,一棵树毫不客气地侵入布满桌椅的教室;至于那辆期待着开往远方的列车仍无休止地晚点下去,高矗的黄斑斑的塔吊和分辨不出颜色的旗帜(应该是唯一仍在飘扬的苏联红旗),巨型游乐摩天轮像寓言一样悬停在空中;只有成堆的外星人般的防毒面具、锈成废铁的庞大车阵和白色直升机,仍在叙说着那场一劫难平的悲剧。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八百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将持续十万年。以我的感觉,在整个切尔诺贝利的图片中,电流般击穿我的是从废墟中偶现的布娃娃的头颅和断肢,她们一直保持着半生半死的姿势,仿佛是上帝专门派来为死去的孩子们显灵的见证。问题是,至今仍有受辐射而畸形的胎儿在不断出生……
还是回到爆炸发生的那个凌晨时分。普里皮亚季小镇居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