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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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
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与苏联克格勃其他部门
以及苏联其他部、局缺乏必要的合作。结束意味着积极措施在西欧或其他地方的重
要性将下降的说法。今天，这种观点在国外情报局（第一总局）的高层仍然很有代
表性。
克格勃绝密档案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
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
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
容的下流货色，……
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
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
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
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
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俾
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
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年之后，东
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
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
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
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
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
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
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
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
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
“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
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
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
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
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
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 瓜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
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
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
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
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
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
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
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
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
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
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
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
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
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
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
…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
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
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
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
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
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
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
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
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
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
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
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
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
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
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
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
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
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
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
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
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
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
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
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
“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
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
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
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
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
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
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
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
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
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
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
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
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
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
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
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
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
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
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
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
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
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
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
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
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
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
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
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
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