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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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
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
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
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
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
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
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
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
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
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
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
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
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
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
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
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 月，他、
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
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
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
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
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
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
“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
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
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
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
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
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
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 ／3 ）是那些尽管没
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
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
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
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
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
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
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
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
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
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
“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
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
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
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
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
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
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
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
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
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
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
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
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
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
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
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
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
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岁毕大会两个门前给波特精心
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
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
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
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
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
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尉L 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
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
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
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
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
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
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
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
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
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
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
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
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
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
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维克托。卡
皮坦丘克创建的“捍卫苏联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经与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协
商，该委员会宣称其宗旨是帮助所有阶层的教徒“根据他们的信念行使他们的权利”。
中心报告说：“亚库宁及其同伙正在从事反苏联现制度的活动……公开声称要
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该
委员会在宗教狂热分子中有一张广泛的通讯网；他们是向境外提供有关苏联教徒情
况的主要来源。
为了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建立一个反苏的新东正教会组织，基督徒
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忠于苏联的神职人员不配捍卫教徒的利益。
使克格勃震惊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经出版了基督徒委员会获取的11卷
俄文文献，共计1189页。
克格勃最终还是通过分化、特工渗透和迫害等传统手段取缔了基督徒委员会。
五局断定该委员会的缔造者中最脆弱的是执事瓦尔索诺菲。在加尔金（东正教
会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间谍）的协助下，瓦尔索诺菲于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尔地
区的一所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沃尔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间谍。由于发现难以与亚
库宁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联系，瓦尔索诺菲辞去了基督徒委员会的职务。根据瓦尔索
诺菲的档案记载，沃尔日斯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
名克格勃间谍，代号布尔金），后者说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种神经疾病，应该放弃
基督徒委员会委员资格，以便减轻他所受的压力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克格勃声
称，劝诱瓦尔索诺菲“放弃政治活动，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档案材料进行神学
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劳。在他从事档案工作的时候，另一名克格勃间谍，
代号斯皮兰斯基，成功赢得了他的信任并据说“促使瓦尔索诺菲放弃了做苏联教徒
发言人的念头”：最终他被说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缅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层人士，为
他所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发了关于“在与外国神职中心和东正教会群众及
教派中的敌对分子进行的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强化间谍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
号令，这份冗长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反映了它摆脱不了
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它还在发火时无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们的勇
气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米特罗欣有关第00122 号令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
在关心苏联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权利的幌子下，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外国反苏中心正
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础；他们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