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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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理论家引用。现代理论家都不太愿意走诠释圣贤的老路。与传统一刀断裂，给前辈写好悼词，然后就大笔挥出新天地，高唱一曲“我来了！”——创造新体系，推出新学理，当然还要有新的例证才行。找例证，长篇小说太长，诗歌短小最好；于是诗歌，特别是“新”字头的，“后”字头的，最能造出新理论的气氛。由于这种反向消费，现论一次次的强迫了情感，情感也就早早地丢下诗歌外套，出逃。现代诗歌诸种流派，有真情感的诗较少，就是此种快餐化的结果。
诗歌快餐化消费，无论是在小儿层次、初恋人群还是蹩脚理论家那里，都是以最终拧干诗歌中的情感而告结束。情感，这是诗歌的眼泪、血液和汗水！
当代被遗忘的诗人素质——悟性
文学能不能成大器，悟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诗人与大诗人，区别点很多，有无悟性，绝对要紧。
一部封建家族画卷，笑笑生写作了《金瓶梅》，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都是时代画卷大手笔，两者的差别，格调有高下，文笔有雅俗，想来，那最要紧的还不是写出了什么，而是悟出了什么。
读诗要讲悟性，写诗也要讲悟性。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人，不会爱诗和读诗，因为读诗的快乐多在从字句后面悟到的东西。悟性不好的诗人也写不好诗，写诗的方法讲起来并不难，不过同样的东西，写出来千差万别，悟性高下也在其中了。
不讲悟性不行，讲过头了也不行，朦胧诗之争，两方各持一极端，一方说我看不懂，怎么会是好诗。（作为读者的你，是否悟性差了一点呢？）另一方说我的诗是写给懂诗的人看的，你看不懂是因为你不懂诗。（诗歌当然为知音而写，但如果太难领悟，是否也不合艺术的本意呢？）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宝塔尖的位置。凡是在精神领域宝塔尖上的东西，都离不开悟性。宗教讲悟性，悟性这个词就是从宗教来的。佛教天天念经，念的就是那么几句，有的修成正果，有的就只配撞钟。政治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一句顶一万句”，领袖说一句话，那时就有成千上万篇长篇大论的“学习心得”出笼，其实，他们都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啊，对英明领袖的话“我的悟性很高”。
关于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
古典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点像博物馆。无论哪种博物馆，都有共同的追求：完美、和谐、统一、有序。中国历史博物馆如此，茶叶博物馆也如此；大英博物馆如此，茅台酒厂的酒文化博物馆也如此。它们建立起来，就好像确立了一种历史、一项范例、一类秩序和一个坐标。我们走进博物馆，需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一种高雅的兴趣，一种高贵的姿态和一种学习的态度，就像我们走进歌剧院时，要有一身得体的衣服和绅士风度。
没有准备不行，没有学过历史，历史博物馆里的破瓦罐就只是破瓦罐。任何古典主义作品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欣赏的，古典音乐要乐理知识，古典诗词要韵律平仄，因此，古典主义总是阳春白雪，不畅销。
现代主义就像超市，超市就是具体而生活化了的现代主义作品：支离破碎、杂乱拼接、花样翻新、刺激感官、逻辑混乱、变化迅速。人们走进超市是放松的、自由的和随意的，他们以实用和满足感作为评价的标准。当然，人们在超市也要把“荒诞感”变成一种平常心，当乳罩和杀虫剂放在一起，马桶刷和牙刷放在一起时，我们并不惊惶失措。只是我们平静地面对它们时，忘记了超市老板就是个天生的现代艺术大师——真希望那些在几行现代诗和一两出现代剧面前，就喋喋不休的批评家们来批评一下现代主义超级市场：“啊，它多么直接地展示现代生活的矛盾和现代人的欲望和恐惧呀！”
博物馆的老成持重和需要人们学习后才能进入，使古典主义虽总是门可罗雀，但也总保有体面的门庭和长久的话语占有。
现代主义是现代人实用的俗文化（也是精英们研究的文化），不断花样翻新是因为有无穷尽的欲望。在今天电子信息时代，生活的花样翻新，比艺术的花样翻新，更快也更出乎意料，比现代主义更现代的是现代生活。当“新人类”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一秒万里”忘乎所以地冲浪时，古典主义正骑着唐·吉诃德的老马，一步一个脚印地显示出它永远的魅力。
重要是不要把两个体系矛盾的评价体系互相换用，用博物馆的高雅去要求超市，用超市的现代性去重构博物馆，在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而在诗坛却每天发生。
创作自由是个常新的话题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说：“自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在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之中的人。”我注意到“小小的活动”这个提法，存在于“完全被社会所制约”和“不完全限制”之间，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称意义上的口号。
创作自由也只是一种“小小的活动”，也只能是在“一个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人，由于坚持这小小的活动所得到的“不完全的限制。”
作家被界定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当然，由于社会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这时，有人说作家有了体制内的诗人作家和体制外的诗人作家。我想，这里有个潜台词，体制内的是“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作家，体制外的则是“自由写作者”。果真如此简单？恐怕不会。体制内的作家，正是因为有明显的社会身份，所以，对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写作时，会意识到身处的限制，会努力坚持创作自由这一“小小的活动”，从而得到“不完全的限制”，实现在艺术上的突破。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体制外的作家，没有单位管辖，没有公务缠身，形态上更自由，但他更要感受到另一种社会局限，市场和金钱的局限。因此，这些作家并非在所有的体制外，还有另一个体制在约束和限制他创作自由的“小小的活动”。客观的说，原有体制的作家，更多的制约来自写作前的限制——意识形态、长官意志等，而自由写作者的制约来自写作后的限制——市场需求、发行数量、版税收入等等。
承认处于受制约的现实中，努力坚守创作自由这个“小小的活动”，并非只有原有体制下生存的作家所面对的现实，也是自以为是“自由写作者”所面对的现实，在金钱面前，“创作自由”所可能得到的空间，并不一定更大。
在自由的金钱面前，坚持一个诗人自由的灵魂，也是一种壮烈的“小小的活动”。
自我与自恋只是一步之距
诗人常常出现自恋情结，“爱你就是爱自己”，是一些小有才华和一些大有才华的诗人常取的姿态。自我意识变成自恋，自己抚摸自己的情感神经，自己夸耀自己的才华和情感，这在常人是“病态的”事情。由于诗歌更“表现自我”与更“内世界”和更“情感化”，而在诗歌欣赏中也会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于是感情“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位自恋者的呓语。一位优秀的诗人与一位有自恋情结的诗人，有时分不清楚；正如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诗人，有时也会分不清。
真正优秀的诗人知道“诗歌中的我”不完全是自己，在他那里，自我意识就不是自恋情结。自恋的诗人看不到这一点，在诗歌中的自恋让他多情，在现实中的自恋让他自大。如果他跨出一步，用评论来表现他的自恋：“我是最优秀的诗人，我创造了中国诗坛××年代的写作姿态！”这无疑是最糟糕的事情了，理性的读者最通常的作法（与诗歌的读者最通常的作法相反）从来是首先把自大狂患者嘘下场去。
净化写作是诗人天才的一部分
我们常在说的“我的生活经历”，是每个人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生活，记忆中的生活是可以具有意义的生活。如果没有记忆，我们活过，但没有生活，更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
人们记日记，就是在进行储存生活意义的活动，当然，这是一种个体的活动，就像用一种自己的输入方式在电脑上存储文件，别人无法进入。诗人也是所有人中的一员，诗人也是在努力让生活进入记忆的磁盘，不同的是他在以一种人们能进入的方式储存生活，他是生活的证人，也力图让他的读者也成为生活的证人，共同证明：生活存在过，并且有意义。
谈到诗人是在以他人能够进入的方式储存生活，萨特说：“写作的需要从根本上说，是对净化的要求。”仍然回到存储文件的比喻，净化就是将“病毒”从文件中清除。清除病毒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净化，也不是道德家纲常要求上的规范。我认为，对于诗歌的文学性而言，至少是以下意义上的努力：第一，更真实的记录生活，净化即去伪。现实的生活充满了许多“必要的假象”和不可避免的“模式”，像契诃夫的“套中人”。因此，诗人笔下的生活应该是揭开和清除假象的生活。第二，净化就是要清晰化，让“熟视无睹”的生活清晰出细节来，让细节的真实保持此时此刻的独特性。第三，诗人在作为生活的发现者时，同样被读者发现他的心灵图像，这样，便可使读者在认同的时候也得到发现的满足。
就此意义而言，诗人和作家是这样的人——他将现实生活材料清除病毒后变成人类共享文件。
再提诗歌的作用——变速器
文学曾是生活中的加速器，这是文学的光荣。
在战争年代文学是鼓舞士气的号角与战鼓：“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这样的诗在当年，可以说能顶一百门大炮，一千台运兵车。战争结束了，硝烟和枪声都已消散，只有这样的诗句，还站在我们面前，展示着历史的光荣。
在那样的时代，战争或变革的年代，文学无疑充当生活加速器的角色，启迪、引导、鼓舞、推动……在人性迷茫和迟钝的时候，文学呼唤着觉醒与奋起。如果文学不起这样的作用，拒绝这光荣的使命，那么，文字美也罢，情感真也罢，灵性善也罢，都不会让文学更有价值。
但文学也不会永远是加速器，不会永远是增加我们血液流速的催化剂。在这个以加速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到处都是这样的方式变更着生活：提速、升级、换代、更新……在各种术语上加着“超××”、“后××”、“新新××”！在这个时候，我们从每秒几十亿次运转的计算机里走出来，我们从倒计数的火箭发射场走出来，从疯子一样变化的股票牌前走出来，放慢一下心速，安定一下心情，冷静一下思维——这也是多么难得的境界！用理论家的话，回归人性——减速一下，如此而已。
这也是文学的光荣，在物欲中让灵魂得到一分安宁，滚滚红尘中让人生得到一分清凉。
回到诗歌形式的另一视角
——梨和苹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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