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5-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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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是个雨天，绵绵春雨飘飘洒洒、摇摇晃晃从天上落下来。虽不是落地冒水泡的大雨，但有一股韧劲，淅淅沥沥落个不停。这时，我成了大忙人，在幺舅的催促下，大家找来一块塑料布，做成横幅，上面贴了一溜白纸，纸上用毛笔黑字写了一幅标语：讨要农民工血汗钱。另外，还用了十几块纸板，写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等等内容的标语牌。我的毛笔字还算过得去，有点乡村土书法家的味道。幺舅很满意，说，我们全娃终于派上用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提醒幺舅说，幺舅，非法集会游行要犯错误。幺舅说，狗屁，法不治众，我们一不打砸抢，二不杀人放火，犯得到好大个法？现在这社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善人怕恶人，要面子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你不要怕，我不会让你冲前头，农民也不是该让人欺负。我脑壳一热，点了点头，很佩服幺舅的勇气，要是赶在革命年代，我幺舅一定是个一呼百应的革命英雄。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刚儿被工友们偷偷抬回来了，除了腿上的石膏绷带外，他的头上还缠满了纱布，纱布上还浸有血迹。刚儿躺在钉有把手的两块木板上，微闭着双眼，一脸的痛苦状，还有轻轻的呻吟声。我感到大惑不解，质问几位工友，刚儿的头咋个啦？是不是又受伤了？你们这不是折磨人吗？一位工友说，是你幺舅叫抬回来的。这时，胡传宏走了过来，小声说，全娃，不要问了，抬着刚儿讨工钱，对我们有好处。这时，我才明白幺舅为啥说刚儿这次立了一功的道理，不过，这功立得太伤心了，我为刚儿伤心。
我们正准备离开工地，乔总手下管现场施工的魏经理听到风声，带了三个人匆匆赶到工地。他拿起老板的派头，先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们一顿，要我们放规矩一点，不然统统放掉。幺舅并不吃这一套，冷冷地说，姓魏的，知趣点，滚一边去，我们要找乔总。大巴山的人性子有点野，你狐假虎威那一套，只能吓细娃儿。这时，高志强和胡传宏也吼了起来，一步步朝魏经理走去。魏经理有点胆怯了，说，你……你们，不要乱来，先复工好不好？推荐几个代表，我们坐下来谈。幺舅说，要谈，我们直接和乔总谈，跟你谈，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魏经理说，好，好，庞士烈，人拉你不动，小鬼牵你就走，想跟我们乔总扳手腕，你还嫩了点。我们乔总红黑两道都有朋友，还怕了你们这伙乡巴佬闹事？幺舅义正辞严地说，这不是我姓庞的一个人的事，这是乡亲父老大家的事，做工讨工钱，天经地义，怕个卵。魏经理冷冷地说，你狠，你狠，走着瞧。说完，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幺舅双手叉腰，一副山大王的派头，官逼民反，历朝历代都发生过。这时候，我感到幺舅很刚毅很正气，要是赶上闹红军的时候，只要打不死，说不定解放后会混上个将军。
高志强有一身蛮力，不怕事，被幺舅留在工地上。幺舅说，要是有人进工地接我们的工作，跟老子坚决挡住。我们不干，其他人也干不成。胡传宏嘴巴子油滑一些，被幺舅留在身边，另外还带了几位工友。我是负责谈判作记录的。一共有五、六个人，专门负责找乔总。一连两天，连乔总的影影也没逮着，办公室的人说乔总上北京去了。我们另有二十几个人，抬着刚儿，打着横幅，天天守在办公楼一楼前厅里，赖着不走。公司的保安前来撵我们，见我们人多，也不敢动手打人。双方僵持着，谁也奈何不了谁。
到了第三天早晨，又是一个下雨天，雨不大，但密密麻麻下个不停。高志强他们呆在工棚里，只派了一个人在外面放哨。他认为一连两天都平安无事，放松了警惕，大家伙四人一伙，闹哄哄地在地铺上打扑克。忽然，放哨的人急匆匆地卷着一股风雨冲进工棚，大喊，高大哥，魏经理带一帮人来了。高志强把牌一甩，站起身，吼了一句，操家伙，跟我走。大家忙着找钢锹、扛子、钢管、钢筋条，先先后后涌出工棚，紧紧跟在高志强后面，朝工地跑去。
这时，工地前，魏经理戴着一顶安全帽，正在指手划脚地命令一帮农民工，去接替我们的水泥浇筑工作。那伙人大约有三四十人，顶着细雨，带着讨好的表情，乖乖地听着安排。胡传宏手持一把钢锹，带着兄弟伙，将这伙上工的人围住。高志强大声说，农民兄弟，你们不要上当，这活儿是我们承包的，因为得不到工钱才停了工。我们不能互相残杀，不要听姓魏的鬼吹，你们干了活同样拿不到工钱，他们是吃我们农民的血呀。那伙人四下一瞧，见我们的人手里都操了家伙，一个个傻眼了。魏经理恼怒地说，农民弟兄，不要听他们的，他们那伙人不是打工的，是专门闹事的社会杂皮，你们不要怕。有公司为你们撑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干，我马上打110。我们这伙人虚张声势，举起手中的家伙，七嘴八舌地吼叫，装出一副要拼命的样子。那伙人见领头的高志强一脸横肉，五大三粗，又加上魏经理说了社会杂皮的话，他们更加胆怯了。社会杂皮谁都怕惹得，惹不起躲得起嘛。那伙人中一个操着重庆口音的中年人说，听你们的口音，也是四川人吧。四川、重庆原来就是一个地方，你们也不要乱来。这活儿我们不接了，都有妻儿老小，伤了你们伤了我们都划不来。我们只打工、不打架。高志强说，这位哥子懂道理，只要你们走，我们不会动你们一下。那伙人不听魏经理劝阻，三三两两往外走。魏经理没办法，只好一边退一边外强中干地叫嚣，好，好，你们有种，我叫110把你们都抓起来，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
当110的警车赶到工地时，那伙来替工的农民工已经走光了，我们的人已经丢掉了手中的家伙，只是在工地站着坐着。雨水把衣裳打湿了，没有一个人退却。警察在魏经理气势汹汹的带领下，冲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发现这里并没有发生械斗，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伤员，他们不由得大大松了口气。魏经理一个人的声音完全被我们的吼声压住了。过了好几分钟，警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个带队的警察说，好，好，你们双方都要讲文明，现在建设和谐社会，要讲道理，不能乱来。架没打起来，说明你们双方有克制，讨工钱的事，你们可以找业主申诉，谈判解决。好，好，没事了，你们散了吧，啊。警察也不愿听魏经理啰哩啰嗦地解释，开车走了。魏经理在我们面前没敢再说大话，只好灰溜溜带着他手下的几个人走了。
十一
在工地上我们虽然占了上风，但幺舅一直没有找到乔总。有人提议砸公司，把事情闹大。幺舅不同意，说搞打砸抢那一套文革闹得凶，没有好下场。我们现在不能打人，不管你们哪个伤了，我没法向你们的父母婆娘娃儿交代。我们农民工是弱势群体，示弱也是一种办法，唤醒社会良知，只要社会、政府同情我们，就一定能讨回工钱。幺舅的一番话真让我茅塞顿开，想不到幺舅真聪明。看来，他屋里摆着的《劳动法》、《民事诉讼法》和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不是光做摆设的，他还真读过的呢。幺舅的一番话也感动了大批农民兄弟，大家都抱定一个想法，跟着庞老板，不会吃亏。
我曾建议幺舅上法院打官司。幺舅笑着说，全娃，你小子太天真了，打官司要花钱，要拖很长的时间。桌上花钱桌下也要花钱，我们农民耗不起，速战速决最好。你放心，我有的是办法，不怕乔总跟我们藏猫猫。我还想深问，幺舅说，不要问那么多，你赶快给我写几封申诉信，要让人看了掉眼泪的那种信。我说，写申诉信？打官司才要申诉。我也不时卖弄一点小聪明，装出一副懂法的样子。幺舅拍了拍我的肩头，你小子太老实，上法院不如上政府上劳动局上电视台上报社。你把你那点墨水给我倒出来，写得越惨越好。把刚儿没钱治伤被医院赶出来的事也要写上。我一时瞪大了眼，正想解释刚儿的事，说不是赶出来的是你叫人接出来的。幺舅说，瞪我干啥，叫你咋个写就咋个写。我一时无语，只好点了点头。
我们在幺舅的带领下，到报社递交申诉信，一位副总编接待了我们。我们这伙人穿着又脏又烂的衣服，个个都没有洗脸，脸上是花的。连幺舅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脏兮兮的中山服穿在身上，皮鞋也换成旧胶鞋。一个个哭丧着脸，真有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样子。副总编回复我们说，你们的事我一定向有关部门反映，关心农民工、关注弱势群体，是我们报社的责任。在幺舅的带头下，我们一伙人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副总编受到感动，把幺舅扶起来，说，都起来，你们回去吧，这件事儿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你们都起来吧，啊。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本是同根生，对你们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起来吧，啊。我们终于离开了报社大院，心里仿佛看到希望的曙光，大家都暗暗高兴。紧接着，我们又来到区劳动局，同样演出了凄凄惨惨的一幕，博得了不少同情的话语。
如果在报社和劳动局的演出是小戏的话，那么在区政府大院里的集体下跪哭诉冤屈就是一幕大戏了。那天，仍然是个春雨天，人们都打着伞，只有我们百十号人冒着细雨，在大院里长跪不起。我们举着简陋的横幅和标语，发出哇啦啦的哭声，引来不少街上路人观看。大院里面聚集了几百人，连区政府进进出出的小车也无法通行。信访办、办公室的领导一一出来跟我们对话。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见区长。几十个防暴警察戴着面罩拿着盾牌，闻讯赶到区政府大院，驱散了看热闹的群众，却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打也不是拉也不是。他们真不忍心下手对付我们这群衣裳褴褛的农民工。最后，区政府的王区长终于出面了，他没有呵斥我们，而是耐心地听幺舅的申诉。幺舅说了讨工钱的原委，也说了乔总不愿见我们才找区长的经过，也说了农民工眼下的没吃没喝有伤不能治的遭遇。幺舅说得双泪俱下，当场不但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现场的许多领导。王区长说，我保证你们明天一定能见到乔总，如果你们说的是实话，区政府一定督促乔总尽快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王区长的话刚落音，幺舅率先向王区长磕头，我们大家也跟着一齐磕头，七嘴八舌地喊叫，谢谢王区长……
第二天上午，乔总终于露面了，和我们开始了艰苦的谈判。我还是担任我们这一方的记录。第一次坐在装修豪华的小会议室里，感到新鲜又紧张。以往看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