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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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布量最大的“欧莱雅系列”为典型，这也是巩俐代言的广告中无论从品牌美誉度还是广告投放媒介和投放量来说都有助于她的形象的一个。平面广告中非常明朗的脸庞一面证实广告商品的功用，一面将广告商品示意的美具体化了，这张面孔中的所有自信几乎都来自对一种有能力充分展示身体美的确信，富有具体而强烈的感性，广告式微笑的想象空间不是留给古老的中国，而是留给国际意识来满足全球化品牌本土化传播的需要。　
　　联想到张艺谋在这一系列作品之后困难的创作转型期，和巩俐试图在其他角色比如女画家张玉良的不成功尝试一样，张艺谋在城市题材方面的突围也几乎从未获得肯定。一种批评是他并不熟悉他所描述的现代生活。与张艺谋早年插队农村获得的经验相比，城市经验对于他来说如果存在隔膜，可能是因为农村经历导致的观察角度的影响。“乡村”至少在张艺谋的电影空间当中，表现出应对事件和处理问题既依赖于本能的反应，也受制于文化传统的积习和规则的张力。甚至他所表达的激烈的情欲本能也是为了冲撞这些秩序，这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本能，同时也呼应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情绪。也许张艺谋并不关注更深层的结构和意义，也许通过这种表演空间的模拟，他也悄然释放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长久被压抑的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早年的经历决定了人们对于生活的主要态度，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反应。也许中国社会在各种内外力量的推动下，当时还有足够的自信从农业社会转向非农业社会，之后的历史演变则成为对每个人的考验。如果张艺谋在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不成功恰恰对照着某种的欠缺，其中的断裂就值得详细关注。他是在失去传统经典教育后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他的经验横跨了好几种职业身份，好几个地区，甚至在多年以后还被反复引证的好几种命运。当张艺谋在“读书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中现身说法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早在他因年龄问题差点被学院拒之门外以前很久，包括他在内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通过读书以及在有文脉的背景下成长的机会，不得不被动地跟随社会变化，对城市化的过程，难以获得理性的看法。他大概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底蕴的欠缺，使得他永远也不能够如另一位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名人，建筑师贝聿铭一样，游刃有余地应用自己的中国气质。毕竟贝聿铭早年曾接受过江南园林的零距离熏陶，那些文人造园的精华作品是中国艺术实践的顶峰成就之一。　
　　美国人贝聿铭的成功故事并不能增加我们的自信，只是令人有了同情作为导演的张艺谋的可能。他的营养不良同样是我们的问题，而且这不是一场两场读经运动就足以弥补的。如果说张艺谋只具有运用肤浅的中国符号的能力，那么在他的中国符号狂欢当中的人，甚至包括批评的人在内，很可能也只具有识别这些肤浅的符号的能力。仅仅就文化意义而言，我们已经失去系统培养的过程，气质丧失了生长的空间。形式不过是最为外在、最肤浅层面的信息，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形式更容易捕获大众的注意。单单因为保持了大众注目这一点，张艺谋就可能成功地转换为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导演。　
　　这些中国符号简单、炫目，色彩明亮，越来越向广告符号靠近，达成的是瞬间强烈印象，俘获的是数量巨大的人群。从《红高粱》到《菊豆》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色彩组合的技法应用得越来越热闹，早先张艺谋所钟爱的红色，创造性地展开了新的视觉形象，而最新的作品展开了璀璨的黄色，在微妙的权力象征意义之外，同样能够获得有效的视觉反应。这些色彩用法是广告式的用法，事实上也在广告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并且获得期望的传播效应，即通过对简单的信息有效调度达到激起大量反馈的结果。在投放量一定的前提下，要捕获最大数目的受众，起决定作用的是信息单纯度，信息被裁剪到很简单甚至简略到只留下广告商品。广告是绝不鼓励观众思考的，它只是迎合和诱导——这是广告作为市场营销手段的本质所决定的——商业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的模式，只是在更开阔的篇幅上，能够容纳更细致的操作手法。《我的父亲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明星是导演的名气和在电影中超越常规分量的聚焦联手造就的。后现代的电影叙事越来越不重视故事创意和情节叙事，而着力于形式包装和营销环节。问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伴随大量相互矛盾的文化征候的国家，商业化的、欠缺思想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大行其道意味着什么　
　　张艺谋的故事所呈现的题材方面的局限，客观地说，不是导演的问题，也并不一定构成艺术价值的贬损。他的故事和人物，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而且他们，也包括导演自己，并不觉得这成为问题。西方观众如果因为看张艺谋的电影而获得一个落后、粗鲁、愚昧的中国形象不能完全由张艺谋来负责，当然也不排除作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景观而成为被赞扬的对象。张艺谋和他的故事人物构成的世界基本没有知识阶层的位置（虽然《我的父亲母亲》当中母亲对做教师的父亲怀着至死不改的崇拜），由汉语的文字所构成的知识系统产生的标准，尤其是审美的标准，远未深入到张艺谋所创造的世界，虽然他执导的故事原型很大部分来自小说，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和文学发生联系，并且将原著的故事结构保持得相当完整，除了《活着》。他的作者阵容是一个显赫的名单，包括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这些响亮的名字。他们被选定的作品大多与使用语言符号系统传承文化的文人无关，直截了当的欲望和本能反应更容易转译为画面，并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就容易被人理解。　
　　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人们所想象的他者的目光，一百年以来敲开了中国大门，始终呈现优越姿态的目光，现在也正在变幻角度。二十年来，张艺谋作为面对西方的一个中国文化著名的代表，获得了极少有人得到的西方文化场域的准人欢迎，虽然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意图明显，但加入歌剧《图兰朵》的导演阵容，无疑凸现出张艺谋被认可的程度。西方看中国的过程，极其简约地归纳，和其他任何了解的过程一样，经历了好奇和好奇被满足的过程，在前面一个阶段，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供应有限的信息，一旦抵达受众就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但是在后一个阶段，整体的受众已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逐渐分化，任何信息都不再可能网罗整体。只有简单的信息仍然在飞速传播，因为信息越是简单，准人的门槛越是低下，也越不容易在不确定的传播过程中变形和损耗。　
　　而且往往容易在一厢情愿当中被忘记的是，组成简单意义上“西方”眼光的人群，并不像以中文为读写媒介的人群那样，都多少读过和了解莎士比亚、知道达芬奇和贝多芬，对相应的知识谱系有相似的了解；更容易忽视的是，对于“中国”，“西方”未见得有同等的兴趣。这是一种心理上难以承认的现实，因为这种可能性危害某种脆弱的自尊。想象遥远的国度、遥远的人群不如自己优越是一种通病，因为这是一种最容易获得的安慰和满足。观看遥远的苦难和愚昧永远都有市场，讲述苦难和愚昧也容易引起共鸣，而不是恰如其分的反应。激发自我的道德优越感几乎是传播全球化时代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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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具有张艺谋宣称偏爱的“一根筋”性格的女性形象贯穿着导演对生活早年的理解和感受，隐约反映出八十年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对新的事物和发展的渴望。在《红高粱》以相当新颖的形象收获了国际奖项、声誉和知名度之后，张艺谋的作品获得了国内和国外的全面认同。最为关键、甚至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感叹不已的是，这些认同的对象，是一位艺术家。那个时刻仍然有秩序规范着所有的批评，那个时候艺术家仍然被尊崇，不能被消费。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可能本能地信任那时候张艺谋以及其他人艺术追求的真诚性，完全不需要成就的艺术价值来旁证，因为这是那个时代个人萌动的自我识别获得满足的重要可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同样也正在经历一个美好平静的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冷战结束，失业问题和恐怖主义还未来临。张艺谋不是唯一面对机遇的个人。　
　　但是，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像张艺谋这样，离开了商业潮流还未登陆的时代，又顺利攀上商业的浪尖，顺利从文化追捧的对象，转型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他丝毫没有浪费自己所有的象征资源，他将它们全都安全护送到彼岸——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所导致的现实，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发生的巨大断裂，从此以后，外来的商业标准将要上升到决定性的支配地位。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断裂了，但商业标准为难的只可能是抱着艺术标准不肯放手的人，为难不了电影导演张艺谋。　
　　在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等等类似命题的教育下，电影市场里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巩俐。向往国际路线的女演员有了比巩俐当年更专业的渠道，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人们是多么快速地接受和学习了商业标准。好莱坞产品和运作模式来到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甚至没有激起在欧洲大陆曾经有过的文化抵抗。投资、片酬、票房等一系列数据的名称逐渐占据了电影新闻的大部分，然后是发布会、首映式、见面会、促销活动。关于表演的评论中几乎不再出现批评，因为在一条相互影响的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线上，基于推广策略，导演和演员必然以广告词的方式相互肯定和捧场。　
　　不能说所有人都适应这一方式，至少张艺谋就必须体验其中的落差，他肯定不能接受近距离的利益化原则，他也因此不可能和其他人重复他和巩俐所经历的长达八年的合作。其他重要的价值标准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秦俑》里朱莉莉的懵懂容易被理解，而现实中巩俐毅然别嫁原因并不明确。看起来类似那个年代和那一代人常见的选择：得不到确认，就彻底放弃，绝不肯妥协。在未来的比较中，在今天人们越来越容易向利益妥协并视之为当然的现实当中，张艺谋甚至不可能再遭遇拒绝，但也再难获得排他性的认同。像蒙天放和冬儿的爱情被蒙天放自觉体认为“大逆不道”一样，巩张之恋因为张艺谋的婚姻遭到“全国报纸讨伐”。（参见张艺谋答《看电影》杂志问）但今天明星的婚变再也不会像这样单纯从伦理角度遭到激烈质询。人们理直气壮地热心消费绯闻，媒体当然懂得及时制造形形色色的绯闻产品，在这些信息的后面，理所当然有个人提升知名度的需求，或者是新产品上市造势的需要。被传播的情感关系，轻易被商业化了。　
　　到了《英雄》时代，一切都不一样了。《英雄》本质上是一部商业片，其成功显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