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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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又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说：“宋代以后，作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科举官僚们活跃的场，在朝廷这一话语空间里，奏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44页）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较为适当、有限度的，从而避免了过度阐释。
　　再如，近年来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思潮，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中真实性的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第41页，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萨姆尔＇R．Samuel）语，见《后现代历史学》第62页）。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看来，“一切史学即文学”。《科举与课艺》最后一篇论文《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就是利用后现代史学观念反思中国历史与小说的关系的，作者指出中国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评话以及明清章回小说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并不一致，但中国的小说史著作通常是从解释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缺欠意识，在这种意识下，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第203页）。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作者从明代大量出现的关于《史记》的评点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评点都是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来评点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私家史学其特征是“展示”，而不同于唐以后官修史书的特点是“引用”，“展示”比“引用”更具有丰富的文学性。中国文学史把《史记》这部历史著作当作文学作品的现象正是与后现代史学接榫处。总之，我认为作者援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解释空间，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读罢此书以后，发现一些问题，提出来以稍尽“批评家之责任”，并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的回应。《宋元评点考》一文在考述到元代刘辰翁的诗歌评点时，似乎漏掉一部由他所编并有评点的诗歌选本《古今诗统》。《古今诗统》乃刘辰翁所选的一部唐宋诗歌合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刘会孟《古今诗统》六卷。”原书已佚，赖《永乐大典》存其佚诗多首。其中两首还附评点，如评陈杰《东湖晚步》“城里北风连夜号，平湖卷绿上枯壕。不知江水长多少，樯尾过城三丈高”。云：“如画”。评己作《里门高》“里门高，里门坏，百年风雨何足怪。但怜谁受沐猴烹，子孙不见乌江败。人人知笑不知戒，春草茫茫雉争界”。云：“类有所指”。言简意赅，颇能点中妙处。《古今诗统》的评点可以补充高津孝先生关于宋元评点的考证。另外还有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修正书中的一些观点，《科举与课艺》第83页倒数第二行称“魏天应，号梅野”，根据北京大学张健教授的研究，魏氏应号“梅墅”（参见所著《魏庆之及考》，载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编《人文中国》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三节标题为“诗学的玄学化”，令人费解。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而这一节并没有讨论到诗学之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谈的就是本节正文使用的“诗学学问化”的问题（第106、111页），所以不必故弄玄虚，直接用“诗学的学问化”更加切题而明了。
　　另外，在翻译上也有一些小的问题。如第6页《宋初行卷考》中说：“述说王枯如何富有发现人才的责任。”此句表达有问题，我们一般说“负有什么什么的责任”，而不说“富有责任”，只说“富有责任感”。《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一文中多次提到所谓的“阿纳尔学派”（Annales），其实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翻译应符合中文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本文还有一些笔误及排印错误，如第45页云楼防《崇古文诀》选有“胡诠”的文章，实为“胡铨”之讹。再如第58页“皇佑元年”，“佑”显系“枯”之误。第67页，参考文献第11云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扬州”，误，应为“南京”。第86页，《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编者应为“于济”而非“於济”（两处误）。第97页，“天宝十年”按惯例应称为“天宝十载”。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正月至肃宗至德三载（758）正月，唐代纪年改“年”为“载”，前后共14年又1个月。所以“天宝十年”正确应称为“天宝十载”。
　　以上所言不免吹毛求疵，但作为读者无非想此书更完善一点。总而言之，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课艺》一书，提供了由科举进入宋代以降文学史的视角，提出了很多启人心智的见解，也示范了怎样从科举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作者既有传统日本汉学家的精细，善于从小处着眼：又能援引西方科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开放宏通的气度，这体现了新一代日本汉学家的气质，也是值得中国研究者学习及借鉴的地方。
　　（《科举与课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日＇高津孝著，潘世圣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版，22．00元）


重读
　　一
　　
　　鲁迅写过好几篇赞颂苏联、为苏联辩护的文章。其中最为用力、也影响最大的，就是1932年5月6日写的这一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刊登在5月2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北斗》第二卷第二期上，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一边倒”这一根本国策的那一段时间里，这篇被编人中学语文教科书。这是整整一代中学生都精读过的文章。
　　这篇文章针对各国一些媒体说的“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逐一作了辩驳，并且认为，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你说苏联破坏文化吗？鲁迅举出了《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毁灭》作者法捷耶夫、《士敏土》作者革拉特珂夫、《肥料》作者绥甫林娜、《静静的顿河》作者唆罗诃夫等等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文章并且引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司长乌曼斯基提供的数字，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多少次美术展览，来证明艺术事业的旺盛。
　　鲁迅写的这些当然都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是不是就足以洗刷破坏文化这一指责呢？不行的，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的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人们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下面只讲两个姓名在鲁迅笔下出现过的作家的情况。
　　札米亚丁　　在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发表作品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No：07315）有这样一条：
　　9、札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第2卷，第189页）
　　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但作家受迫害的事，他却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就在这本《竖琴》的前记中，他写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梅垒什诃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
　　E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有梭罗古勃的材料。1920年6月5日他给列宁写信，恳切陈情。（档案号No：03208）：
　　尊敬的弗拉斯米尔·伊里奇！
　　前几天我在莫斯科，听人说您在文学处查问，为什么我领不到口粮。我为您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份口粮我至今尚未拿到。回到彼得堡以后，我尽力到处奔走打听，这里根本不知道我在莫斯科听说的关于指定给彼得格勒的那二十五份作家口粮的事。在莫斯科时，我又一次申请让我和我的妻子出国三个月，哪怕去一下爱沙尼亚也好，因为我妻子和我的身体都衰弱不堪，还要安排一下我的著作事务。在这里三年来我什么也不能出版。国家出版社不选印我的一本书，尽管还在一年以前我妻子就向约诺夫同志提出过哪怕只出一本短篇小说《老屋》，托洛茨基同志曾评价该小说是近年来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但约诺夫同志不赞赏它，不予采用……（第6卷，第599页）
　　到了1921年7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他的出国申请，但不准他妻子同去。9月，他妻子投河自杀，他也就放弃了出国的要求。附带说一句，他的妻子阿安·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看了这些解密的档案，也就明白梭罗古勃为什么沉默了。
　　这本《竖琴》的前记和后记，是鲁迅1932年9月9日和10日这两天里写的，事实上已经给他在四个月前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提出反证了。
　　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还反驳了“一位有名的记者”的说法，这记者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反驳说：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这驳论纯粹是推理，而且是以苏联官方宣传为根据的推理，完全没有正面回答苏联有不有知识分子饿死的事情。可惜事实同苏联官方的宣传和鲁迅好心的推理很不一样。在苏联，确实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情。仍旧以梭罗古勃为例，1921年4月22日他妻子写给俄共中央妇女领导人柯伦泰的信中说：
　　从4月1日起取消了我们藉以为生的唯一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作家口粮”，于是我们连一磅面包也领不到，更不要说别的什么了；我只能按师范学校的标准……领半磅面包。至今我们已经二十二天不得不买二千卢布一俄磅的面包，只好像乞丐一样吃饭，而且没有一线希望，因为除了偶尔的几个晚上以外，没有任何收入。在莫斯科，费多尔·库兹米奇赚了六万卢布（讲了五次课，给的很少），三万卢布用于坐马车回来（有时每六俄里换乘一次），剩下的钱回来后买了一俄磅油！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笔账。（前引书，第602…603页）
　　为了免得文章太长，就不举更多的例了。苏联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实，是无法用推理的办法来否定的。
　　
　　二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新近看见一本小册子，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接着，他就加以辩驳了。
　　如果是一个低能的辩护人，他或者会说，苏联并不存在排队购买食物的现象，说有人在排队购买食物纯粹是帝国主义反动报刊的造谣；或者说，排队购买食物并不是因为物资匮乏供不应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