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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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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个低能的辩护人,他或者会说,苏联并不存在排队购买食物的现象,说有人在排队购买食物纯粹是帝国主义反动报刊的造谣;或者说,排队购买食物并不是因为物资匮乏供不应求,而是一种比无秩序的抢购更加文明更加合理的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又一体现……鲁迅的辩辞,要比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苏联确实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他也承认,这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至于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这同苏联官方历来的解释是一致的:国外是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
  鲁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满足于重复苏联官方的这个宣传公式,别出心裁地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来和苏联商店门前排着的购物者的长串作对比。这篇文章说:
  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
  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
                            长队,却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祸祟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这情形,鲁迅自己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九》中早就说过了:“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象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这篇文章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解释,这样宣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不是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长期掩盖的真相,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认识到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了大破坏,这才是物资匮乏的真正原因。
  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附加的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赞扬说: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他半个月以前写的《林克多序》中,也是用这两者的出口来为苏联的国力作证的:
  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
  鲁迅注意到了苏联的小麦出口,大约他没有去想一想,这些本来应该供应居民的口粮,拿去换取硬通货了,对于国内食品供应的紧张,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会上中央委员的发言中透露了这样一些情况:
  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在发言中谈到他不久前奉派视察梁赞州的情况:“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注: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福尔采娃说:“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百分之四十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说,在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
  中央书记别利亚耶夫说,伏罗希洛夫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回来对赫鲁晓夫说,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
  鲁迅当年,当然无法看到苏共中央的秘密档案。但是他从一些外文书刊中,还是接触到了一些透露苏联内幕的材料的。他在给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言中说:他“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怎样坏”,那么,相信哪一种说法才好呢?他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鲁迅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一边,于是认为说苏联坏处的,是帝国主义造的极无耻的谣言,而只愿意接受和转贩苏联官方的宣传了。
  在前面说到的那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福尔采娃的发言中,对苏联官方的宣传,有一段这样的评语:“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
  当年轻信了这种欺骗宣传的又岂止鲁迅一人。世界各国那些左倾的文化人谁不是这样的呢。
  
  三
  
  为了反驳说苏联“怎么凶恶”这一点,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举出来的例证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媒体作了报道,众所周知。所以这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几十年之后的读者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  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在《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卷末所附的注释中,也有一条是说这一案件的,只是译作“工业党”。这条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Z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该杀头的罪名。结果首犯拉姆仁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令人吃惊的宽大,难怪鲁迅要把这事当作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的一个证据,而大加赞颂了。
  可是,事情的真相如何呢?鲁迅不可能知道,这个所谓的“实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的牛刀小试,只是他将要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189页至202页)。据这书中的记载,出庭受审的共有八位著名的技术专家,他们是: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列·康·拉姆津,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A.加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H.ф.查尔诺夫斯基,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C.H.库普列雅诺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B.H.奥奇金,工程师K.B.西特宁。他们被控为“工业党”的领导人,这个党的任务就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
  在审判中,什么荒唐离奇的罪名都捏造出来了,例如说被告曾经同法国军方有过接触,法国人把入侵苏联的详细计划,包括登陆的地点,攻击的时间,都告诉他们了。以致法国总理普恩加来不得不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这“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一无所知:“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这一场“审判”是由不久后出任苏联检察长的维辛斯基主持的,他坐堂问案,
                            他逼供诱供,俨然是这场演出中的要角。可是幕后的总导演是斯大林本人。关于这一案件,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一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象。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判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
  (新华出版社译本,第274页)
  作为例证,这书引用了斯大林给办案人员的一封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在这一封信中,斯大林还提出:
  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
  看来,这就是斯大林编导“工业党”审判案这一场演出的一个主要目的:以被告的供词来证明苏联面临武装干涉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想必也是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这一材料的。果然,这时中国也出现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就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之实现。”鲁迅也是接受了这一说法的,他就“九一八”事变答文艺新闻社问,也说这事“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就说这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吧,开篇第一句就是“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文中又说,帝国主义对苏联,“谣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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