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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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长信中，夏征农首先“对杨占升同志对待问题的态度”提出两点意见：
1、杨占升同志的文章是以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言论加以批评的。我回想了一下：这篇文章确实很重要。据作者（也就是“新认识”的编委、文委成员之一）告诉我是经过文委讨论作为“两个口号”论战的总结的。我写了一个“后记”表示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文章不是我写的，也没有参加讨论。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看中了这篇文章，硬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给我栽上“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和“围剿”鲁迅的罪名，在当时是无理可说的。现在，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应该是说清楚的时候了。从杨占升同志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产生的“内情”的。但是很奇怪，杨占升同志在指出这篇文章是更“明确”更“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之后，对该文的作者，当时文委成员之一，不置一词，对当时“文委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同志却仅仅认为负有“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予公开的批评和纠正”之责，反而特别强调“编辑室的话”，好像这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注定要有我这个主编来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2、对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我当时是完全赞成的，我现在也不认为这是一篇代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文章。杨占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实有“先入为主”、“断章取义”之嫌。杨占升同志的批评，集中到两点：一是批评该文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一是批评该文“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我查了一下原文。关于第一点，我认为该文对“两个口号”论战是采取和解态度的，并没有对鲁迅论点一一驳斥。比如，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论战双方都是忠实于同仇的大战斗，都是希望采取一个最有效的战略而不肯苟且敷衍的”。不仅没有批驳鲁迅先生，而且对鲁迅先生连同郭沫若、茅盾先生一起加以推崇，同时间接承认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该文对于有些问题，如“统一战线的目标问题”、“领导的问题”、“创作口号和中心主题问题”作了些解释，不能认为是驳斥而且也并不是专对鲁迅先生而发的。关于第二点，我认为该文并没有“更加突出强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领导的问题”一节里该文首先指出：“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最后又说“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最有效地把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的作用”。关于领导权问题，我想放在后面去说。在这里我只指出一点：杨占升同志不顾全文的意思，斩头去尾，只取其中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几句话，给它戴上“更加突出强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大帽子，这种文风我认为是不足取的。
随后，他列举了诸多材料，既否定了所谓的“路线之争”，也否定所谓“国防文学”放弃领导权的问题。
夏征农这封长信当然希望在《文学评论》发表，而周扬也的确转给了主持《文学评论》的陈荒煤，但是长信并没有发表。其原因是，陈荒煤收到稿子后，大约先给了编辑邓绍基。邓看完后给陈荒煤写了一封信：
荒煤同志：
关于“新认识”文章是文委“总结”，我看杨占升未必知道这个“内情”，所以他只批评该刊的“代表言论”。夏征农同志文中指责杨占升着重责备“编辑室的话”（也就是指责夏）不公平，这么说是否好？引申出来，那是否是只应责备周扬同志才对？只应责备《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作者才对？
所以，我想此文如发表，这二部分似不大合适（对夏征农同志也无好处）。是否着重谈不同意杨文对《新认识》文的解释并由此得出结论为好。不必节外生枝。
又，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一文是文委的总结，现在有关同志是否都同意这个说法？
邓绍基 9月1×日（徐按：信有日期的边角残）
看到这个意见后，陈荒煤大约也看了文章，他在9月19日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写道：
夏征农文，我觉对杨占升的批评也可，但又觉无必要。刊物发表时已经说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总共才发了三篇，不必批。后面谈两个口号部分可发表，请阅后决定如何处理。
9月26日，周扬的秘书露菲将夏征农的两封信以及邓绍基的意见装订起来，另附一说明：
夏征农同志来信和稿，荒煤同志看过，觉得“文评？刚发了三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就马上反驳，不好。此件暂存。
2000年，夏征农在编自己的文集《我说了什么》时，找到了残存的这封长信的底稿，虽然后面缺了几页，但仍将其收入书中，可见，尽管时过境迁，他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值得留存。既如此，我根据长信原件将后面缺页部分补齐，为夏老文集再版时提供一个全本，也为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下面是续补的文字：
最后，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投降主义口号，是因为“国防文学”的阐述者，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甚至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首先弄清以下几个情况：
1、这里所说的领导权，是指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说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有一个同盟者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这是毛主席在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刚成立后，对全党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提出时，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这时候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还不存在领导权的问题。
2、还有一个党内党外区别的问题。在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后，毛主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和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都是对党内说的，为了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避免重犯1927年的错误。但在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都不提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只提成立“国防政府”，颁发“共同纲领”等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掌握着国家权力，它还戴着抗日联共的假面具，而我们革命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制服敌人，这时候，你公开提出抗日统一战线要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这不成了毛主席曾经讥讽过的三岁小孩子吗？“国防文学”的解释者，不公开提出领导权问题，只号召文艺界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是符合党的策略的，对推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利的。有人会问：照这样说，鲁迅先生曾经公开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不就错了吗？不，鲁迅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从什么角度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呢？是为了驳斥汪××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放弃阶级立场”是投降资产阶级谰言而提出来的，是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来说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的。鲁迅说：“这个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
阶级的立场。”这和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有什么相干呢？
3、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和无产阶级就不要发挥领导作用吗？要的！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怎样才能取得领导权？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曾经反复阐述过。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的各个阶段和实现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当时的基本政治口号，由于这个口号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呼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起了政治指导作用。“国防文学”可以说是实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具体动员口号，得到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普遍赞同，这就对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政治指导作用。
第二，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对同盟者的批评权，保持党对人民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发展壮大党组织和人民革命武装，这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有了这个中心力量，就能战胜同盟者的任何破坏阴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执行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各项工作任务总起模范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第四，“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党就是这样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争取领导权的。
根据上述几条原则来研究“国防文学”的解释者是不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还是拿“新认识”上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来说吧。这篇文章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特殊，一般人认识的程度的参差，我们不必把这一层强调地提出来，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责任来。如果说得具体点，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使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作用。”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怎么能说这篇文章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所谓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不就是指党和人民革命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吗？所谓领导权不是谁所专有的，要看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推动工作前进，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就能发挥领导作用，不就是要求党员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发挥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吗？我认为“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帽子是不能戴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头上的。
这样说，当时上海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不是就没有缺点或错误呢？我看还是有的。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解释者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认为这种提法仍没有摆脱关门主义的影响。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我同意鲁迅先生（还有郭沫若和茅盾）的提法：各派作家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论战的开展，上海文委负责人对鲁迅先生表现很不尊重，这是宗派主义作怪。同时，冯雪峰奉中央委派从延安到上海后，不先同上海党组织商量，冒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