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8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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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世界上的事情，又总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有佚失的遗憾，就会有发现的愉悦；有删汰和割裁，就会有勾沉和辑补；有掩藏，就会有发掘；有丢失，就会有寻找。而后者，往往是能做到楔而不舍、终有所获的，所谓“只要寻找，就能寻见”，所谓“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在我的印象里，像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北京的姜德明、李辉先生，四川的龚明德先生等，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心细如丝而目光如炬的“发现者”和“好猎手”。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发掘、发现和研究，而成就了各自的事业，奠定了各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地位，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所艳羡的成果。
李辉主编的《人踪书影文丛》，不用说，也正是这样一套充满了“发现的愉悦”的读本。文丛共有六种：陈子善的《发现的愉悦》，李辉的《走进别人的花园》，袁鹰的《抚简怀人》，邵燕祥的《惟知音者倾听》，郁风的《巴黎都暗淡了》，赵丽宏的《壶碎了，诗还在》。六位作者都是当今的文化名人，有的本身就具有被挖掘和被发现的资源价值，何况他（她）们的周围与背后又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究的文化朋友。有的则是以“寻找”和“发现”为事业，早晨一醒来即“走进别人的花园”，也许到深夜才能回到自己的书房。他们从一些被遮蔽了、被掩埋了和被丢弃了的旧纸碎片中，寻绎着和发现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毫光，也勾画出人与书的踪影和命运的路线图。他们所从事的是打捞沉船、发掘字纸、寻访远去的人踪和书影的工作。李辉有言：“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和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这些寻访“人踪书影”的作者们果然都是从最细微的踪迹入手，从一个纸条、一纸书简、一则日记、一张照片、一页手稿、一本旧书……入手，渐渐进入作家的生活与内心，进入某段历史现场，甚至进入一些书与人的痛苦的命运的漩涡里。这时候，仅仅用“发现的愉悦”和“走进别人的花园”来描绘他们的工作情景，显然是不够准确的了，倒是画家郁风笔下的“超载负重的心”、“巴黎都暗淡了”，诗人邵燕祥先生笔下的“血泪文章”、”惟知音者倾听”，还有散文家赵丽宏笔下的“黑暗中的访客”、“黑暗中的花”、“壶碎了，诗还在”……这样一些字词和语句，也许更能显示他们的工作的深入和他们所呈现的文字的分量。李辉说，“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的确如此。这不仅因为有他们扎实和质朴的文字，更有每本书里所呈现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图片、手迹、书影等等为证。每个人的文字和图片都在凸显着一种真实的亲历性，凸显着一种足以对读者、对后来人、对文学史和思想史负责的纪实性的史料风格。
阅读这些“发现之书”，看到他们这些最新的、细微的和独特的发现成果，也分享着和体会着他们这些真切的和持续不断的“发现的愉悦”，我同时也生出一些另外的想法，那就是开头所说到那种“恐怖”——我会忍不住替那些可怜的、已经故去的尤其是即将故去的老作家担忧：假如你们还有什么不想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永远不想让世人看到的文字和秘密，那么你们最好趁自己一息尚存而赶快动手，彻底地、不留任何踪迹与线索地毁灭它们吧，无论是依靠水火还是碎纸机之类，而且一定要亲眼看到它们化为乌有才可放心释念。否则，如果像卡夫卡那样，把自己想要焚毁的手稿即使交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帮助处理，也是不可靠的，难免会被朋友偷偷截留下来，终至于流传于世。假如你们“不幸”而有此类文字流散于世，而且又“不幸”遇到了心细如丝、勤劳如蚁的陈子善、李辉（当然还有在这套丛书之外的姜德明、龚明德）们，那你们就算“死定”了！你们从此将无处可逃，即便是逃亡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是潜藏到了牛津、哈佛的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或者是即便躲藏进了遥远的敦煌石窟里，他们也照样有本事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一样穷追不舍，直到最终把你“挖掘”出来“示众”为止。这也是许多作家和书籍、字纸所无法逃脱的一种命运。不只是现代作家有此等遭遇，其实古代的作家里面已有先例了。据说唐代诗人韦庄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愿望，曾费尽心机想从文学史上抹掉自己早期的一首诗作《秦妇吟》，然而一千多年后，这首诗还是被人从敦煌石窟里给发掘出来了。也就是说，就算你躲藏到了荒无人烟的千年古洞里，也会有人挖地三尺把你给挖掘出来！今天挖不出来不要紧，一千年、一万年后照样有人能把你给挖出来！你是小小的孙猴子，怎逃得出如来的手掌心？
梭罗是另类的
散文家梭罗是一个朴素的智者，一个勇于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且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理解力所栽培的东西，季节会让它成熟、结果。”他追求最简单的生活，以贫穷为富有。他说，“东西不会变，我们在变。如果我整天像蜘蛛一样呆在顶楼的角落，只要我有思想，世界仍然天高地阔，一如既往。”梭罗的精神导师爱默生曾多次和梭罗一起在森林和湖畔散步，他觉得梭罗像一尊“树神”，而梭罗说：“每当我思忖，日落之后，星星是怎样从山峦和树林的后面成群结队地慢慢升起的，我坦白承认，我想象不出更加奇妙、更富灵感的夜晚。”
梭罗付出毕生的心血去探索大自然的真义，去探寻那个“自然的我”。他相信事实总有一天会升华为真理。为此他宁愿像荒园和湖畔中的野草一样去生活，像蜥蜴一样在有阳光的墙边沉思，在巨石旁边倾听蟋蟀和螽斯的歌声，以自己亲手种植和收获的庄稼为食物。“自然母亲！”他说，“我觉得这个词最确切地表达了大自然的这个特性。”
梭罗的生平其实十分简单，就像他所提倡的简单生活一样。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城。他后来把康科德视为“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他的父亲是个小业主，梭罗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过制造石墨芯铅笔、刷油漆、木工和园丁等手艺技能。梭罗20岁时毕业于哈佛大学，然后回到家乡当了两年教师。他在学生时代认识了大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爱默生，1841年便住到爱默生家里，又当门徒兼做助手，在爱默生的影响下开始尝试写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如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潜心钻研了来自东方的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所倡导的“自助”精神来思考人生、介入世界，渐渐形成了一套信仰自然、回归简朴的自然的生活准则与见解。
思考一旦成熟了，他就付诸行动。从1845年春天开始，他拿起一把斧头，独自跑进了远离波士顿的、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筚路蓝缕，住进了一栋他自己搭盖起来的、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小木屋里，开始了他的一段简易生活的实验。他后来这样记录道，“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了。”他在那里种豆、捕鱼、狩猎、劈柴，也在那里观察、感受、体验、沉思，并把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写成笔记。他独自在湖边生活了两年多。1847年才又回到康科德城，继续住在他的精神导师爱默生家里。
梭罗的书都是根据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成的。早在1839年春天，他和他的哥哥两人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条木船。这年8月，哥俩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划船漂流，获得许多航行的感受。就在瓦尔登湖边的那些日子里，他把这次漂流的体验与感受写成了一本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书中充满了他对自然和人生、文学和历史，以及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一些感受与见解。1849年，这本书出版问世，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刷了1000册，只卖出100册，送掉75册，还剩下700多册全部存放在棱罗自己家里。梭罗后来幽默地说，寒舍曾经藏书900册，自己的著作就有700多册。
1854年，梭罗写出了他的第二本书，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经典散文名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他在瓦尔登湖边度过的那段远离尘世、与鸟兽为邻、和大自然为伍的隐居般的生活，记录了他在那里盖房种豆、劈柴做饭、观察星空和风云、发现动植物生活习性、狩猎捕鱼以及读书、思考、写作的点点滴滴，并且尽情地、完整地发挥了他那回归自然、独善其身、简朴主义、抗拒物欲和奢靡等一整套的生活主张和道德原则。随着时光的消逝与流转，这本书越来越显示着它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成为了整个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本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典”和文学经典。
1846年，梭罗因为拒绝交纳税赋支持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而被地方政府逮捕，关押了一夜。这是一个被后来人多次谈论的入狱事件，剧作家杰若姆·劳伦斯甚至把这个事件写成了剧本《梭罗狱中一夜》，一年中曾在全世界上演近三千场。梭罗获释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题目叫《对市政府的抵抗》。后来收入文集时又把它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他明确的立场是：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什么违心的事情，人民就应该有抵抗和抵制的权利。他的这种“消极抵抗”的观点，对后来的印度圣雄甘地、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等都产生了精神上的影响。
1859年，当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领袖人物约翰·布朗遭到逮捕，而且被判处死刑时，梭罗又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为约翰·布朗辩护，在道义上支持反对蓄奴制度运动。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送葬，梭罗跑到市会堂敲响大钟，亲自召集民众为布朗举行了追悼会。不仅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帮助南方的黑人奴隶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去。
梭罗晚年患上了肺结核，疾病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平静地整理完了他的手稿和日记。他的日记有39卷之多。1862年5月6日，梭罗因肺病医治无效，平静地合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平淡而短促（未满45岁）的一生。作为梭罗一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的朋友”的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上致辞说：“这个国家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