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8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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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45岁）的一生。作为梭罗一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的朋友”的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上致辞说：“这个国家现在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她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梭罗是“另类的”，也是不朽的。他的思想和行动至今仍然为身处现代社会里的一些智者和有个性的人所服膺、钦羡和赞叹。
“不这么写，我难以办到”
伊尔梅尔厌倦了陆地上的平凡乏味的生活。他用男人的方式结识了一个印第安人，两人成为至交，并一同登上了一条捕鲸船。这搜捕鲸船的船长亚哈是个瘸子，但他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力的人。他用自己的意志力和口才征服了所有的人，并且迫使他的副手们将锋利的鲸叉十字相交，由他握住中间。这是一个充满杀气的仪式。他们在捕鲸叉枪头的凹陷处注满酒，然后一起为他的死对头——白鲸莫比·狄克的死亡干杯。他的一条腿就是被莫比·狄克咬断的。莫比·狄克是震教神的化身，它凶猛狡诈，在海上一再使众多的捕鲸者失肢断臂、船破人亡。亚哈被咬伤之后，便充满了复仇的心理。他拒绝了老友“拉吉号”船长要帮助他寻找儿子的要求。他的内心总被杀死莫比·狄克的欲望折磨着。他的“佩阔德号”上有一批亚哈偷带入境的拜火神的波斯人，他们的头领是一个邪恶的化身。在亚哈每次做出狂妄的决定和可怕的举动时，波斯人头领都会像鬼影般地出现在他左右。亚哈以三个异教徒投叉手的血，以魔鬼的名义为铁矛做了洗礼，决定与莫比·狄克决一死战。有一天，“佩阔德号”遇上风暴，闪电的火球直击船帆，亚哈踩在波斯人头领身上抓住桅杆链环，藐视着大海和大海上的狂风雷电。几个月之后，白鲸终于出现了。白色的鲸背在海面上闪耀，巨大的背上扎着不少折断的鲸叉，成百只海鸟绕着它飞翔。莫比·狄克咬断了亚哈派出的划子，又把亚哈船长从口中喷了出来，把他和波斯水手掀入海中，却无人死亡。面对副手的劝阻，亚哈表示轻蔑。第二天，莫比·狄克又撞沉了三条划子，折断了亚哈的假腿，波斯人头领落海而死。第三天，所有的水手卷入汪洋，狂怒的莫比·狄克撞沉了“佩阔德号”，海面上只剩下了亚哈的划子。当他投出的鲸叉深深扎入莫比·狄克身体里时，那同时飞出的麻绳也缠住了亚哈的脖子，将他拖入海中，当场勒死。亚哈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葬身于海中。伊尔梅尔是唯一的幸存者。他爬上了印第安人做的“棺材”，被“拉吉号”救起。关于这场发生在大海上的惊心动魄的搏斗，就是由他讲述出来的。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他一生的文学生涯曲折坎坷，长期以来郁郁而不得志，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不为世人所理解。他是纽约人，15岁就离开了学校，做过银行小职员、皮货店店员和教师。1839年在一条去英国利物浦的商船上充当服务员，接触海洋，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1841年他22岁时再度航海，在捕鲸船“阿古希耐”号上充当水手，航行于南太平洋一带。他后来的杰作《白鲸》就取材于这次海上生活。1842年7月他离开船队，曾为南太平洋马克萨斯群岛上有“食人族”之传言的泰皮族所俘虏。脱逃后于当年8月在一条澳大利亚商船上作水手，因违犯纪律，被囚在塔希提岛。越狱后在当地各岛漫游，所闻所见后来写进他的《欧穆》一书中。后来他又到一艘捕鲸船上做投叉手。1843年8月又在一艘军舰上做水手，1844年10月在波士顿退伍后开始写作。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白鲸》是他17个月心血的结晶，在1851年问世。在创作过程中，梅尔维尔经常连续写作几个星期。当时他已经债台高筑，生活艰难，连他的出版商也拒绝继续让他预支稿费，因为他已超支了700美元。他曾写信给《红字》的作者霍桑诉说他的苦衷：“激动着我的心灵、促使我写作的东西，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它无利可图。可是要我改弦更张，不这么写，我难以办到。”由于生活所迫，他在1866年至1885年间做过一段时间的纽约海关检查员，靠每月微薄的薪水过活。1891年他在无声无息中离开人世。生前他的作品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的天才思想以及他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才逐渐得到承认，他的早已绝版的杰出的小说《白鲸》得以再版，并且作为经典名著而列入美国文学史册。
《白鲸》是梅尔维尔最撼人心魄的一部作品，与其说它描绘出了19世纪捕鲸业的生活图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捕鲸人的性格特征，不如说它所描述的乃是一场人同自然和命运相抗衡的恶梦。从根本上说，人类不能左右或征服自然。人类只要不是固执和冒失地去自取灭亡，大自然便乐于让他平静地生活。《白鲸》是美国文学中运用象征手法的一个典型。关于“白鲸”的含义众说纷坛：有人把它看作“善”的象征，有人认为它是“恶”的体现，还有人说它是不善不恶的永恒的大自然的象征。捕鲸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鲸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凶猛和不肯就范的。而刺向鲸体的利叉既代表着残忍又意味着刚强。这种危险、落后然而又充满神秘的浪漫色彩的海上生活，为梅尔维尔的生平和作品增添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读书笔记（二题）
■ 张立国
林语堂的苏东坡影像
记得有一种说法：了解某人，看他的自传，不如看他为别人作的传。抱着这种私人兴趣，我翻开了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对于苏东坡，我绝不陌生，他的诗词文章早已耳熟于胸，更何况我几次游览过他在海南岛上的贬居之地——儋州东坡书院。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7月——1110年6月间曾谪居于此，宋绍圣四年（1097年），他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那时他已六十余岁。真可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在孤岛的流放时间虽然短暂，却给海南留下了中原文化的火种，故受琼岛后人的敬重与爱戴。《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1945年，1947年由美国John Day出版社出版。《苏东坡传》是林语堂自己最偏爱的一本英文著作，在自序中他写道：“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尽管林语堂声称自己写《苏东坡传》只是“以此为乐而已”，但从此书酝酿到脱稿约十余年而观之，实为呕心沥血之作也。《苏东坡传》全书分为四卷，总共二十八章，并有附录两篇。苏东坡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宋代诗人，想把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写好写活，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然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成功了，它不但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自从两个中译本问世后，它又为国人所看好。林语堂在序言里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这无疑是对于苏东坡的最为精妙的概括。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极令大众倾心仰慕的伟大文人，这不仅是基于他的诗词和文章的优美华丽，更基于他总是以平常心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的正直与耿介，在苦难中寻找乐趣的罕见本领，以及由此形成的明亮的人格魅力。
有论者认为林语堂与苏东坡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把这本传记写得那么出色，他传即自传也；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林语堂因为欣赏苏东坡才进而为他作传，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而人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传》，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位中国古代大文人崇尚性灵的经历和故事。从接受理论的视角来看，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的过程就是还原传主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倾向的过程，而由于传记作者的“口味”的介入，这一还原过程虽然含有来自传主的客体内容，但却染上了接受者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传记的文献取向方面。在传记中，文献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即背景层和本事层文献的缺项。而蕴含在这文献取向之后的，正是林语堂当日的期待视野。苏东坡因新旧党争而表现出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与林语堂从积极参与到回避党派政治的变化过程是相似的。苏东坡在其忧患生涯中显示出来的”镇定、智慧、成熟”的个性魅力，也正是林语堂所极力欣赏和称道的。他说：“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指苏东坡）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就是林语堂所谓“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的意思。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对北宋新旧党争的大背景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在论述宰相王安石何以如此偏激何以如此固执之原因时写道：“中国朝廷向来没有完整的政党政治，严格划分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权利与责任。没有计票、举手、是非或任何确定多数意见的办法。中国人开会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学的视野。而执政党和反对派责权的不明确，台谏官议论的偏重，都是古代中国缺乏完整的政党政治的表现，而这也正是王安石之所以偏激和固执的原因所在。惟其如此，“政治游戏便成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比西方更剧烈”。这种论调无疑与中国传统文人议论之文相异，应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的视野帮助了林语堂，使他对北宋新旧党争的起因能够作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苏东坡传》让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应该说《苏东坡传》一书照顾了史料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