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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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审查）也是一种过滤，和网络过滤不同，这种过滤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因此有时候人们会对它产生反感，并且注意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关键词的过滤由于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因此，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它的危害。或者说，我们自己选择了被关键词控制。而且，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增加，这种过滤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也会出现类似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暴政’’的问题。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喜好或多或少会对具体的个人产生专制，使得你最终屈从于这些人的看法。
　　因此，不管是基于偏好的选择、还是虚拟串联引爆的信息对个人的侵害、或者是传统媒体和网络的融合，它们都带有一定的专制的力量，都可能产生一种趋同的倾向，而趋同即意味着个性的消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可能最终我们都湮没在网络的大一统中。
　　我们曾经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欢呼，但愿某一天，我们不会穷得只剩下网络。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15．00元）


幻孕症效应与学术泡沬
■　蒋劲松
　　田松博士在“黄禹锡与四姨太效应”一文中，把学术界中弄虚作假以谋求学术资源的行为，比作《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四姨太冒充怀孕以求真孕的计策，从而揭露了在当今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形下，学术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的深层原因。
　　然而，正如田松所指出的那样，四姨太效应虽然对整个科学研究事业有害，但是如果没有被揭穿的话，对学术伪孕的个人或机构自身是有益的，因为伪孕确实有很大机会转正为真孕。所以，黄禹锡的作伪现象被揭穿之后，许多韩国民众甚至邪教组织仍然对他的能力坚信不移，希望给黄禹锡提供研究条件，坚信他定可以完成真实的人体胚胎干细胞的克隆。
　　与此“伪孕”现象相映成趣的是，学术界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幻孕”现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有害。李少红执导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就描述了这种现象。这是一种奇特的生理现象，妇女其实并没有真的受孕，但是由于过分期待怀孕或者害怕怀孕的心理暗示作用，使其身体出现一系列酷似怀孕的症状和反应，例如停经、恶心呕吐、甚至能感到孩子在腹中的活动等等，这就是幻孕症。
　　我们在学界也常常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某些学者或者学术机构，借助时下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得到了超出其学术水准的评价或者学术地位。刚开始的时侯，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会当众承认这一点，相反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多资源，还要以此作为证据，不断宣传自身。
　　然而，随着学术资源和地位竞争的日益成功，出版了等身的文章、著作，当上了教授、博导，进入百人工程，人选百优博士论文，赢得了课题、奖励、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被称为专家、大师，媒体采访，粉丝拥戴，名利双收，成功的光环就会使自己逐步眩晕和陶醉。慢慢地就忘记了自己那些成果不过是低层次的不断重复和变相抄袭、虚张声势的学术炒作、迎合官僚机构口味的“可行性论证”、学术政治斗争纵横捭阖的暂时得势、学术市场的刹那流行；忘记了自己虽著述甚多，却从未立说；虽有立论，却禁不起严格推敲；虽小有贡献，却名过其实；虽显赫一时，却只是泡沫一场；真的认为自己具有学术能力和成就，并反而以自身的学术风格和认识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带坏了学术风气，成为阻碍学术界健康发展的势力。
　　幻孕者以为自己怀孕了，就会以这种虚妄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活动。例如，会为了不存在的胎儿的发育而努力加餐，增加营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小心保护自己不要堕胎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注定不会实现其目标，无论如何是不会生出宁馨儿的，反而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辛苦和损失。
　　学术幻孕者同样如此，他们弄虚作假，扰乱学术正常秩序的行为固然可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幻孕症患者自身的命运也同样可悲，虽然他们在一定时间里春风得意。因为，他们在长期欺骗学界同仁（其实主要是欺骗了不懂学术的相关行政拨款机构）之后，又成功地欺骗了自己及其不幸的学生，在错误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来，他们在弄虚作假、夸大贡献时，未尝没有借此获得学术资源后努力搞好学术的初衷。但是，在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相关资源之后，却已经丧失了对于学术研究的理解和鉴赏力，丧失了真正做学问的乐趣。虽然他们也挺辛苦，可是做的学问不着调，最后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本专业的“民科”，又岂是当初投身学界所期望的结果？
　　幻孕症的诊断和治疗并不难，只要经过常规的医学检验，就能确诊；而一旦得知真相后，身心所感受到的类似妊娠反应的症状，自然就会消失，患者很快就会不药而愈，恢复正常。同样，如果学术界存在着正常的评价和资源分配机制的话，学术幻孕症本来也是很容易诊断和治疗的。目前学术幻孕症如此流行，归根结底还是扭曲的体制和环境所造成的。
　　《恋爱中的宝贝》的结局非常悲惨恐怖，周迅扮演的幻孕女人感觉孩子要出世了，于是就在男人熟睡的时候，用剪刀剪开了自己的肚子。学术泡沫总有一天要消失，幻孕症患者的结局何其悲惨！但愿学术界能早日恢复正常合理的环境和相关体制，让这样的悲剧尽可能减少。


热爱大自然的人
■　止　庵
　　前不久《普里什文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有环保人士指出，作为生态文学，此书亦有局限，譬如写到狩猎，即不宜提倡云。当时我也在场，觉得不无误会。究其缘由，则“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的字样，见诸文集各卷封面；主编在总序中也说，作者不少想法，与后来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颇具相通之处。然而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生态文学”有个前提，即世界范围内生态已经出了问题；对于“先驱”普里什文来说，这前提并不存在，抑或尚未彰显。所以没法要求他不说咱们不愿听的话。我由此想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可谓先畏之，继欺之，终怜之。——之所以“怜”，是由于人类对自身的未来有所担忧，仍为一个“畏”字。“生态文学”便是这末一阶段的产物。普里什文去今不远，背景却与我们判然有别。也许在“畏”与“欺”之间，真有一个彼此相得的时期；也许这仅仅体现在少数人如普里什文身上。即以狩猎而言，当时乃是理所当然；好比动物间照样弱肉强食，那些猎人不过藉此加入到自然循环之中罢了。另外一位“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梭罗所著《瓦尔登湖》，也曾写到猎狐之事。他只是平静地叙述见闻，并无一语予以谴责。与后来的“生态文学”相比，同样“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须得声明一句：我对狩猎不感兴趣，绝无提倡之意。——不过普里什文说过：“一次，命令上缴猎枪。这简直要了我的命：我自己整个的幸福都与拥有猎枪联系在一起。”（《猎取幸福》）在同一篇文章中，却又写道：“现在，我，一个训练过不止一条猎犬的猎人，会以极度鄙视的心情看着那个身背别丹式步枪、不断装子弹、用脚撵走野兽、认为自己是打猎的人。”所说的“那个人”，就是当年他自己；同样“拥有猎枪”，今昔有何不同呢。这可以用《灰猫头鹰》中的话来解释：“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笔下，我们俄国的狩猎总是很少只被当成一种运动，不像国外的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普尔热瓦利斯基那里，狩猎就被视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而在民间，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众人皆有可能读懂的生活欢乐的诗篇。我非常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在他看来，其间的差别胜过一切。
　　狩猎的话题按下不表。对普里什文来说，关键在于“认识自然”；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归结为有关这一过程的详尽记录。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他断言人是在宇宙的河川里游泳，个人的生命和普遍的事物法则是完全相合的，他把动物、季节和人说成是具有同样生命本质的同一类现象。但是他的世界观没有含糊不清的神秘性，而且他的泛神论也不是过分一般化。他以自然主义者的精确性记下了他所观察的结果。他厌恶人们空谈‘大自然的美或天地间的奇迹’，喜欢细腻地描写黑琴鸡在交尾时的情景，或者是蜜蜂在仲夏某一日的活动。使这位诗人科学家的作品如此引人人胜的，正是由于他真挚地热爱一切存在的事物。他永远有所发现，而且他在视、听、嗅、尝、触、想中所得到的感受，是颇有感染力的——它使读者因为感到生气勃勃和时刻探获新的事物而欢欣鼓舞。”此书讲到普里什文的一章题为“热爱大自然的人”，古往今来当得起这话的人很多；但是若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好像没人能比普里什文写得更丰富，更具体。正因为如此，帕乌斯托夫斯基才说：“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面向秋野》）至于普里什文讲的“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也应该基于“认识自然”或“对自然的爱”去理解。
　　普里什文在其成名作《鸟儿不惊的地方》中说：“……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将对我周围的自然世界没有任何疑问；在那里，人类，这个大自然的最危险的敌人，可以对城市一无所知，却能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使我们想到另一个人，即上面提到的梭罗。他们都“认识自然”，而不止步于自然，最终关心的还是人间，所写的都是一己的心灵史。相比之下，梭罗未免把他向着大自然所迈出的一步看得太严重了，普里什文则纯粹得多，安详得多。虽然他在《人参》等作品中描写的所在，比起梭罗的瓦尔登湖距离人间更远。梭罗标举一种生活方式，普里什文则再现一种感受方式。且以《人参》为例。主人公卢文每天早晨总要跟森林中的各种鸟儿“说说话，喂点东西给它们吃”，对此作者写道：“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友谊，这种热切关注一切生物的精神。我特别喜欢的是，卢文做这种事并没有什么动机，或者硬是要它们过什么好日子，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做个什么榜样给别人看，这一切都出自一种本能，在他是来得十分自然的。”这番话仿佛专门针对梭罗所说。梭罗将文明世界与大自然视为截然对立，他的全部思想就立足于这种冲突；而在普里什文笔下，一切归于和谐。当普里什文说：“我同那些为新文化而劳动的人们在一起工作，我感觉到，‘生命之根’已从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转到我们的创作境界来了；在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其他有益活动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生命之根的人，比在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寻找那所剩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