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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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回归之前，中国的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等开始关注澳门，并且对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及现状等，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介绍，使中国人对澳门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然而，对于同澳门历史紧密相连的中葡关系历史，特别是中葡关系史上一些极具争议、至今尚未得到澄清或者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则未必十分清楚。
　　从明朝中叶，葡萄牙人在马六甲与华人第一次相遇，不久，第一个葡萄牙人欧维士（Ｊｏｒｇｅ　Ａｌｖａｒｅｓ）奉命驾船来到广东沿海探险，以及数十年后，葡萄牙人借居、租居、占据澳门，到二十世纪末，葡萄牙人最终将澳门的管理权交还中国并从澳门撤出，这段经历整整五个世纪的中葡关系历史，其发展道路，漫长而又曲折，既有友好、和平，又有冲突、战争；既有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又有沉痛的教训需要汲取。因此，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以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认真地梳理中葡两国关系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中葡关系研究现状
　　
　　中葡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虽然已有五个世纪的历史，但是，中国学术界对于中葡关系历史的研究，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截止目前，华人学者在中葡关系史研究方面发表的重要成果，除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出版的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英文，荷兰莱顿）、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两部专著，就是澳门回归前戴裔煊发表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费成康的《澳门４００年》、谭志强的《澳门主权问题始末》、黄启臣和邓开颂的《澳门历史》（两卷）、黄启臣的《澳门通史》、汤开建的《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吴志良的《生存之道》、万明新近发表的《早期中葡关系史》，以及部分有关早期澳门历史的论文。在整理和出版中葡关系历史文献方面，中国近年来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对我国的中葡关系史研究，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近年来，由于澳门回归的缘故，国内有关澳门史及中葡关系史研究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并且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以及外国语文方面的障碍，作者对中葡关系的论述，大都显得不够全面、深入和系统。同样，部分外国学者在研究中葡关系方面，也存在类似困难和问题，因而，有的学者在论述中不免主观、片面，甚至失实。有鉴于此，为了撰写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论述有据，并且是面向中外读者的中葡关系史，笔者除了参考国内外业已发表的相关著述及历史文献，还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对葡萄牙各大历史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并且搜集了大量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文、葡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文手稿档案，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原件或经当事人审查确认后的抄件。此外，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下旬，笔者应邀参加葡萄牙国家纪念发现委员会及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等单位在里斯本联合举办的“大西洋国－－葡萄牙、澳门及欧洲－中国关系”国际研讨会期间，又进一步补充搜集了有关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中葡关系的档案；２００１年６～７月间，笔者一方面利用参加葡萄牙科技部及中国科学院在里斯本联合举办的“葡中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历史研讨会”之便，补充搜集了有关十七世纪初中葡合作铸造火铳及十九世纪初中葡合作招抚海盗头目张保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还为澄清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葡、中法、葡法关系，以及１８６２年中葡条约谈判、换文等问题，顺访法国并系统地查阅、核对了法国外交部分别在巴黎和南特两处收藏的外交档案。
　　
　　有关本书编写的几点说明
　　
　　本书共分八章，按编年体，着重论述中葡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历史。由于中葡关系各历史时期的内容多寡不一，本书不拟追求各章篇幅平衡，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事件做综合性的论述。至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因时间和全书篇幅的限制，暂不详加论述，拟在将来把“中葡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与澳门”，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探讨。
　　中葡两国将近５００年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一，明末至清中叶，以“天朝上国”为主体，“朝贡制度”（即“宗藩关系”）下的中葡关系；二，清季至民国，以帝国主义侵华为主体，“条约制度”下的中葡关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的中葡关系。在古代、近代和现代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中葡两国关系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各阶段中又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以及各阶段中，两国关系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本书要分别着重阐述的问题。
　　鉴于西方学者在论述早期中葡关系时，很少或者根本不重视两国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体制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传统特殊关系，以致西方读者因对中葡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背景缺乏真正、全面的了解，而对古代及近、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产生了诸多误会和不正确的认识，如同许多中国读者不熟悉葡萄牙历史和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一样，所以，本书不仅简要地阐述了诸如“天朝体制”、“朝贡制度（宗藩关系）”、“条约制度”等，与明清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发展和嬗变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也概括性地介绍了葡萄牙国家的形成，以及葡萄牙海外扩张事业的缘起。
　　为尽量避免中西纪年混乱，本书在纪年方面，民国以前，言中国事，以及外国人在华之事，即采用中国皇帝年号纪年，并加注公元；言外国事，则采用公元纪年，如所言之事与中国相关，亦适当注明中国皇帝年号。
　　书中外国人（汉）译名，仅于首次出现时附其外文姓名；所征引之中外文献及论著，亦仅在首次出现时，标注版本出处；所征引之外文文献及论著，除特殊情况，其题目无论首次、再次出现，一般均不做汉译，而将汉译列入本书所附《参考书目举要——外文部分》。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功力不逮，疏漏舛误，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十年磨一剑　霜刃始出匣
■　林　琦
　　赫德逊在其名著《欧洲与中国》中曾经提到，在十四世纪初期，中国和欧洲的交往越过了商人之间进行贸易的门槛，而开辟绕过非洲到达印度和中国航线这一决定性一步的是葡萄牙人。与他们的先驱热那亚商人不同的是，葡萄牙冒险家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皇室垄断。这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与中国交往之始。（《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但相对于中英、中法、中德、中意、中俄等关系史，中葡５００年的关系史之研究似乎很少进入人们的视线，中外均无全面梳理和研究中葡政治外交关系历史的专著，少量涉及的也是围绕澳门；这种局面终因黄庆华先生的《中葡关系史（１５１３～１９９９）》出版而得以改变，这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专著，为中国与欧洲近代列强的关系研究，补上了非常重要的一章。
　　中葡关系史仅仅是中外关系历史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澳门回归的缘故，它很难引起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重视，至少还要继续遭受冷落。然而，它毕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关中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中国同西方近代国家关系的发轫，恰恰是在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了东西方海上通道之后不久；而近代意义上的中西国家关系，也正是在中葡关系的基础上得以较早地建立、发展并演变至今的。我们可以说，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史在实质上却是中国与近代欧洲国家关系史的开篇，是没有理由被忽略的。
　　无庸讳言，中葡关系史研究，在中国确实很难展开和深入。首先，在众多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看来，葡萄牙不过是“蕞尔小国”，在中外关系史上“无足轻重”；其次，语言障碍及资料阙如，是横亘在前的一大困难，令人望而却步；再次，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生产中的急功近利的现象，又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学者难以摆脱的一个困扰。因此，一个追名逐利、不把治学放在首位的人，是不会甘愿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这种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研究。
　　几年以来，黄庆华一直深居简出，一次偶然见面，才知道他在研究中葡关系暨澳门历史，并在撰写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我对此比较感兴趣，遂不时了解他研究、著述、出版等进展情况。中葡关系暨澳门史研究，是中外史学界几乎无人问津的课题，中国人大都对早期中葡关系，特别是葡人寓居澳门始末，知之甚少。黄庆华毅然放弃有关国外中国学、天主教在华传教、中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转入葡人居澳暨中葡关系这样一个较为生僻的课题，绝不是因为澳门“九九回归”去应景，而是决心努力填补中外关系研究中的这项空白。暑往寒来，十易春秋，外面喧嚣异常，学者下海、兼职，大有人在，拜金主义日甚一日，已然发展到了“有钱可使磨推鬼”的地步，而他却甘于清贫，蜗居在斗室里，孜孜矻矻，笔耕不辍。难怪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同行，常常称他“痴子”，　“有钱不挣，妄自清高”；说他“熙熙攘攘的大道不走，偏要受那筚路蓝缕之苦”。而事实往往也是，一个不善阿谀、攀附，终日埋头故纸堆的人，即使付出再大、再多的心血，也未必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公正的待遇。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治学著书之艰辛和不易，可想而知。十年伏案，他也有说不尽的辛酸和感喟。这样不问春秋寒暑，焚膏继晷地耕作，他的健康严重透支，未老先衰，５年前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由于忽视治疗，去年春夏之交，他终因心梗发作，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心脏介入手术。如今，书终于出版了，他也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从他的言谈和神情上看不出大功告成的兴奋，平淡中甚至有些许愤懑和酸楚。黄庆华之矢志于中葡关系暨澳门史研究，或多或少，有些事出偶然。
　　１９９５年秋，他应邀并陪同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先生对葡萄牙进行学术访问，考察该国有关中葡关系史的研究及史料庋藏等情况。在参观里斯本国家档案馆、海外历史档案馆、外交－历史档案馆、阿儒达王家图书馆等各大图书、档案馆的过程中，他被卷帙浩繁的中葡关系文献深深地吸引了。因此，当时他就曾动过研究相关问题的念头，但是，因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葡文，无论语法、词汇，还是书写，都与现代葡文有所不同，加之书法各异、纸质较差及保存不善，大量手稿很难辨识，要真正从事中葡关系的研究，首先必须掌握葡萄牙文，其次是熟悉葡萄牙档案。做到这些，自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此次访葡归来之后，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在认真研读国内外部分有关中葡关系暨澳门历史的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并在《史学集刊》（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