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1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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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为住在汉口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巷里面的一间平顶房内。房后是新建的高达28层的公寓。公寓面对的是宽阔的建设大道。这间平顶房是沈大为在工厂较为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的二轮房，像他这样的普通工人，技术平平，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工龄较长，他连这样的房子也难以分到。这房子现在已是破败不堪，住这里的多是一些收入不丰的人，都等着折迁还建时来改善住房。小巷没有路牌，一条弯曲的路是多年前修的劣质水泥路，早就是坑坑洼洼，百孔千疮。
就是这样的路，也没挡住不断前来的人。这些人又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关系介绍而来，推辞肯定是不应该的。就像当年没有跟白胡子老爷爷走一样，他仍然未能抵御世俗的牵引。虽然很忙很累，但是过去那些根本就没注意到他的人，现在都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一副很崇拜的样子来请他来求他，这不免让他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抚慰。
最早找他的领导正是车间主任张林。
“过去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招，真是真是。”
张林不停地感慨着，语气中似乎包含着对过去的检讨，仿佛为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表示悔过。有一次加工资，车间里同样工龄的两人只能上一个，张林想都没想就把沈大为的名字叉掉了。想到这些张林不知说什么好。沈大为觉得车间主任亲自到家里来已经很给面子了，就摆摆手让他别说这些了。张林的要求倒不难满足，他兄弟的一只腿摔伤了，医院说要住院手术，可是他兄弟的单位现在是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哪里能够承担昂贵的住院手术费。治跌打损伤，那是沈大为的拿手。沈大为也没说什么，当时就跟张林走了。接着，每天晚饭后，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张林的兄弟家去跟他治腿。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林兄弟的腿就好了。那天张林和兄弟一起送了很多东西上门，沈大为一件也没收。张林的兄弟也是人到中年了，忽地就跪在地上，眼含热泪给他磕了个头。他赶紧也跪下一只腿，双手把他扶起来了。
就凭他的不凡身手，把人家知名大医院外科教授说要开刀的病都治好了。至此，关于沈大为神秘而神圣的各类传闻，开始像野草一样蓬勃地生长起来。
同时，寻找他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些平头百姓了，其中开始出现一些有身份的人。这里面，既有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又有在位或不在位的高级干部。当然他也不能完全免俗，他对领导或者有身份的人显得更热情或者更重视一些。人们对这一点就像看到领导坐主席台自己坐下面一样，并没有感到不平或义愤，相反，人们看到这些有身份的人来找他，反而更加重了对他的敬重与崇拜。
五
沈大为的名声被传得登峰造极，是因为一次一语成谶的预测。
那是为新厂长董强所作的预测。
就是那个曾问他找谁的董强，上任以来，他呕心沥血，虽说没有让工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上保住了一个几千人的大厂，至少厂里的机器还在转，大多数工人还有工资，下岗的也还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活费，这在本市的同类大企业中就已经是奇迹了。也许是太劳累，四十多就头发花白的厂长董强一下子病倒，医生诊断是胰腺癌。一时全厂大恸。董强不过四十，比前任的几个厂长都能干。很多的热心人都来找沈大为，请他出来帮董强治病。沈大为说，什么样的功夫都不能包治百病，不然就不要医院了，而且，就是医院也不能包治百病。厂领导和厂长的家属都认为他说得在情在理，于是就试探着提出恳切的要求，希望他能帮忙测算一下董强还能活多久。大家都知道当年白胡子老爷爷教过他一些测算之法。
沈大为沉吟了一会，终于点了点头说，可以，不过只能是试一试。
测算就在厂内的小会议室进行。厂里的主要领导和厂长董强的亲属若干人，敛声屏息地站在门外，楼梯和走道上挤满了人。事先有约定，会议室的门必须关着，外面的人谁也不许说话。
董强虔诚地坐在沙发上。沈大为打坐在厂长对面，先是聊天，从出生时辰一直谈到个性习惯，然后他双目紧闭，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睁开双眼。
“可能就是三个月以内的事，但他不是死于癌症。”
沈大为的话是对厂领导和家属说的，
“我的预测，他可能死于肺部的呼吸系统疾病。”
听到这话的人都愣住了。出于对他的高度信赖，他们立即拥着厂长董强到医院要求检查肺部，而且要做那种比CT还要清晰也还要昂贵的磁共振检查。
医生被这种无视科学的要求弄得哭笑不得。好在做这种高额检验有提成费，所以医生也就很豪爽地开了报告单。
结果出来了，肺部和呼吸系统一切都好。面对检验结果，人们对沈大为的预测难免要表示怀疑，碍于他的为人，并不当面直说，只在私下里悄悄传递着一丝心照不宣的讥笑，沈大为从人们的眼光中，已经感受到那种令人难堪的轻视和不信任。
老婆朱蕾也怀疑他是弄错了。
“算了，这种事以后不要跟别人做了，吃力不讨好。这些人，算准了也就夸你两句，没算对，一个个就像是你骗了他的钱似的，可是我们一分钱也没收哇。”
〃别慌，我们到后面再看，现在人还没死，有时候，要看谁笑到最后。”
不到最后时刻，沈大为至少在内心里不会认输。虽然眼前的事实似乎没有支持他的预测。
这时厂长董强已经按医嘱住院了。三个月后董强即死在医院。消息传来的当晚，沈大为和朱蕾两人正坐在家里想着这事，忽然外面一片人声。朱蕾往窗外一看，大叫不好。原来厂领导带着厂长的家属往这边走来了。她吓得不敢开门。
沈大为喃喃地说，说不准我是对的呢。就去把门打开了。 果然他是对的。
进来一屋子的人，眼神都流露着敬佩。厂领导和厂长的家属们一进门就嗓音嘶哑地怀着歉意向他鞠躬。
“沈老师您真神，真神！”
原来厂长董强住院后就用化疗。虽然人被化疗得虚弱不堪，但效果却出人意外地好，肿瘤得到了控制并且有所缩小。可是，化疗在杀伤病毒的同时也损坏了董强身上的免疫系统。他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由家属扶着到病房外走了几步，一阵风从楼道的间隙席卷着迎面袭来，董强浑身抖了一下，接着打了个喷嚏。家人赶紧扶着他回到病房。可是，一躺到床上，他就感到头痛发热，医生来一看就叫不好，连说病人感冒了，赶快上药。可是，任什么药都无效，感冒发烧接着肺部感染，不治而亡。
最后真的就是死于呼吸系统的疾病，您说得太准了！只怪我们太相信医院了！只怪我们没把您的话牢牢记在心上！只怪我们太掉以轻心！董强的家属和厂领导争先恐后地向沈大为诉说，仿佛董强的死是他们的过失。沈大为摆摆手说，你们不要这样说，我也是歪打正着碰上的，没那么神。可是不论他怎么说，人们对他的崇拜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就这样，沈大为的名声，像一列在惯性的作用中不能自制的火车，在由公众舆论铺就的轨道内，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直奔前方那个雾气蒸腾的神话世界。
六
出名后的沈大为，最大的感觉是听到别人喊他沈老师时，他不认为是在喊自己，而是另一个有身份的什么人。他会不由自主地怔一下，才醒过神来。
来找他的人几乎每天都有。车间办公室一般是不给工人传电话的，对沈大为是例外。车间主任常常是亲自给他传电话，而且绝对的不厌其烦，没有一点不耐烦或者不高兴，可以说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享受的待遇。
沈大为心软，听不得几句哀求，活了半个世纪也从没人这么哀求过他，过去他只见过人们这么哀求领导。现在找他的人一开口就是向他说好话。他这一生积累了很多生活的经验，就是没有如何对付哀求的经验。如果是来硬的，他有的是办法。他最不怕的就是那种抖狠的流氓无赖或者炫耀武力的市井恶徒。
上班时间，他的电话最多。有时竟然一个电话刚放下，接着电话铃就响了，车间主任说肯定是你的。他说哪能呢。主任说不信你就接着试试。他一接果然就是。主任笑说你干脆就调到车间办公室来接电话算了。
下班之后更忙，家还没到，巷子口就有人在等他。
找他的人，不论年老年少，现在都喊他沈老师。一开始，沈大为说就叫老沈，我听着习惯。人们说哪能这么叫。他说那就叫沈师傅也行，我那些土东西，算什么呀。来人说什么土，人家名人都说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人家老外就是欣赏我们中国的土东西，没看中国电影在国外得奖的，都是拍土东西的好得奖。他说那也不要叫老师，我听上去不自然。来人也不再和他论理了，但都不约而同地一律地叫他沈老师。就像是听见领导说不要叫官职一样，他们认为领导的谦虚你别当真的听，你只管叫肯定错不了。人们依然故我地喊他沈老师。沈大为还想解释，他老婆朱蕾说你不收礼，还不让别人说话，人家会认为你是看不起人，这是脱离群众。沈大为一听也是，就只有任别人喊去。
每天下午四时半下班以后，是他一天中最忙碌的开始。
学功的比较好办，有的只需要当时点拨一下就可以了。至于执意要拜师的，他觉得来人还有些悟性，就约个时间，在公园找一个角落教一教。比较难的是找他治病的，各种各样的病例都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治不好的。人家来了，是瞧得起你，你也不能拉架子，也不能蒙人。沈大为就是这么看的。所以每来一位，他先都要声明他的功夫不能包治百病，只能做些辅助治疗，到这里看了，还要上医院去看。人家都把这话当例行公事，根本不往心里去，心不在焉地等他把客套话说完。说完这些话，他一般都要用功夫跟别人按按穴位，让来求他的人多少有点收获。即使是躺在那里动不了的，经他一弄，当时那一会儿总会感到有些变化或者比较舒服。
每天晚上，往往到12点左右，才不再有人来找他了。车间主任看他很辛苦，就说你也不必天天来，有事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厂长也交代过，你放心，工作我会安排的，工资一分不会少你的你放心就是。沈大为摇摇头说，哪能那样，那不是让你为难，我不会那样的，你也千万不要那样。主任叹了口气说，你真是个好人，都要像你这样，世上什么事都好办了。
到了二十世九十年代下半叶，许多扬名的一些所谓的功法大师都已经非常有钱了，有的甚至建了大楼，办了学校，在全国许多城镇都设立了辅导站。除了办班的收入，不少大师还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带功报告，一场报告两三个小时下来，收入就是好多万。大师们每到一地在讲了一场或几场之后，又会有“应广大爱好者的强烈要求临时决定增加报告场次”的广告贴出来，在满足了这一强烈要求之后，大师才会依依惜别而去。这时沈大为所在工厂的减员方案也开始实施了．
厂里减员的方案在原厂长董强生病时就被搁置了下来。他生病时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