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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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重新“发现”惠栋、戴震的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 可藉以发现中国“文明进化之迹”。盖古事不详； “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
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③。说明他也主张并实践过吸收西学。
王国维在清季也这样想； 他认为当时文科大学中“欲求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 则遗老尽矣； 其存者或笃老或病废； 故致之不易； 就使能致；
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 不过如商彝周鼎； 饰观瞻而已。故今后之文科大学； 苟经学、国文学等； 无合格之教授；
则宁虚其讲座； 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 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 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
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矣。”④这里提出的取径颇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 王本人治学之路正是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后复回头“研究本国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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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进入民国后； 在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思潮冲击下； “世界的眼光”更是民初新学人的共识；
从傅斯年的《〈新潮〉发刊旨趣书》到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
他们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傅斯年就认为《新潮》的第一责任便在“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
同时探索“以何方术纳中国于＇ 现代＇ 思潮之轨”；充分体现了想要“预流”的心态⑤。在史学上； 趋新史家多有意识地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历史之中进行考察；
如顾颉刚在1924 年即向学生强调： “整理国故； 即是整理本国文化史；
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份的研究。”他在稍后给丁文江的信中表示自己正拟“在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⑥。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旧派学人大致也具同样的倾向；《国故》的作者张煊即与毛子水互相指责对方没有“世界眼光”⑦。
“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说： “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
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 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 假如中国学是汉学； 为此学者是汉学家；
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 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 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傅氏这里说的是史语所的工作旨趣；
既然目的是要与西人争胜； 自然必须先注意西人所“格外注意”者； 这正是陈寅恪所说的预流⑧。165
曾经点名指斥章太炎的傅斯年在这方面其实与章太炎观念颇相近； 他知道“西洋人治中国史； 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 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
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但他强调： “我们承认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 我们深信这些工作成就之后；
中国史的视影要改动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 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
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①这一取向的实际例子是傅斯年在1929 年提议由陈寅恪领军组织一队人分工合作；
著一部“新宋史”。他认为当时中国学人最宜研究宋史； 因为“此时弄此题； 实为事半功倍； 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 此时研究；
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 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 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②
这个“新宋史”计划曾得陈寅恪的赞同；
后来不知何故未能推行。但傅斯年不欲“与洋人拖泥带水”而宁愿从事“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的倾向是明显的。顾颉刚后来回忆史语所创办时的情形说；
傅斯年既“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 且与之角胜”③； 的确看到了其欲以西方学术方法来与西方学术争胜（当然是基本落实在所谓“汉学”之上）
的实质。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个民国新史学家不能回避的大问题牵涉甚宽； 当另文探讨。至少从表现出来的层面看；
向往“预流”的倾向是更占上风的； 其对具体研究的实际影响； 就是相对更注重西方汉学家所关注的史料； 因为这属于前引顾颉刚所说的“新材料”的范围。
综合上述因素； 可以看到与学人尽量扩充史料的进程所同步的正是顾颉刚所反对的一种越来越明显的重新材料轻旧材料的倾向。由于专往偏远处寻材料；
遂出现章太炎所说“昔人治史；寻其根株； 今人治史； 摭其枝叶”的现象④。王国维对此倾向是不满的； 他主张： “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
必有所以成立之由； 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所以任何材料都“足资参考”而不应放弃⑤。本来史料不论常见罕见；
其中俱有意思在； 读者以意逆志； 必有所得。但最主张学问“平等”而又特别重视史料的新派史家；在实际处理中其实并未做到平等对待史料；
确实不能逃旧派说他们矫枉过正之嫌。
张尔田还在章太炎之前已说： 史所凭据在“长编”； 今人不宜动以稗说野纪以非正史； 不可据孤证轻易旧文⑥。类似见解此后不断得到重复。萧熙群认为；
中国古史的内容受所处时代的史观影响； 史官“兼司天事”时； 便“重神意”； 史学要“垂训资治”； 就有五德终始和尊君成分。然史籍终“为史事之所寄；
不尽存详实； 亦多存详实”。后世考证订补是应该的； 若“必执真赝参半破碎不全之物； 以推翻一切记载”； 则不仅破坏学术；
且“有害于国家文化”。他认为这是由于“今日学者盛道西学； 治史者必称科学方法”。结果“文字著录； 视同废籍； 终日孜孜；
乃在直接史料之搜集。故出土文物； 瓦石弥珍； 一二文字； 引以断古。立论穿凿； 不免偏蔽。”⑦周荫棠也引黄宗羲说扬雄“但知识奇字； 不知识常字；
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的先例攻击新派166学人“专搜孤本秘籍； 不读常见之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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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1941 年创刊的《斯文》（金陵大学文学院办） 的《卷头语》对新派进行整体批评说： “今世治人文之学者； 似有二蔽； 一曰考证；
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 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 遂重考据。钻研不厌其深； 论据不辞其博； 立言务求翔实；
断制务求精当。以为如此方是科学之方法、朴学之精神； 而为治学之法门”。其长处是“批判谨严； 论议矜慎； 洵堪法式。然流弊所至； 或搜僻事以矜创获；
采野语以为新奇。甚者穿凿附会、琐碎支离； 订一名、考一字；往往累数万言； 几何不蹈两汉经生俗儒之辙。”更因“趋新鹜奇”； “苟不经见； 便为新颖；
苟觉新颖； 便是真理”。这些人“或假考据以骇俗； 或援名人以自重”②。该刊观察到的趋新和考据在民国共生并存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而考据可以“骇俗”；
尤见当时世风学风重心所在。
结果是“考据”成为这些未居主流的学人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而他们注意到考据仍居主流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当时地位至高的“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程千帆从清代学术史考察说：民国偏重考据的风气“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
一由于明学之反动； 二由于建夷之钳制； 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 朝政不纲； 人心思动； 所谓汉学； 亦久王将厌；
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 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 亦以政局之变更； 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
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 仍承胜朝之余烈； 风靡一世。”③
熊十力也一则曰汉学“托于科学方法及外人考古学等； 而藉西学以自文”； 再则曰“汉学之焰； 至今盛张（托于科学方法及考古学） ； 毒亦弥甚；
全国各大学文科学子； 大抵趋重此途”。钱穆到晚年还在批评崇拜新材料的流弊在于“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 寻破绽； 觅间隙； 一若凡书尽不足信；
苟遇可信； 即是不值学问处； 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尤其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 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 因谓必有该材料；
始有新学问”④。后一语似乎特别针对前引陈寅恪关于“预流”的一段话而发。
王 森注意到； 当时也有一些传统派史家刻意不用或少用新史料； 而且有意表示不用新史料也可以写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就是一例；
他批评新派“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铜；岂不可贵？ 若之诚不敏； 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中”。语虽自谦；
实为有意对抗。对于新派史家之看重实物材料； 邓氏也批评说： “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 宝为重要史料⋯；⋯；特凡此种种； 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
考证奚施？ 且实物发现； 较之史书所记； 固已多少不侔矣。”若“谓金石以外无史； 窃以为稍过”； 而他自己的态度则是： “求证于金石甲骨；
所得既渺； 毋宁付之阙如。”⑤ 但这毕竟是未预主流者的抗拒； 而史学界不读常见史书的影响则长远得多。
姚从吾于20 世纪50 年代初曾批评严耕望“只是看正史”； 继“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严氏明白其“意思是不大看得起”；
可见这一倾向的影响⑥。到1956 年； 金毓黻还在说：“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 的毛病； 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 而对于摆在眼前的大部报刊；
反而熟视无睹； 以为这些是普通材料； 不值得一顾。”金氏讨论的是治现代史； 只要将其中167“大部报刊”换作“二十四史”；
则其所论与前引章太炎之言如出一辙。他进而指出： 其实“很可宝贵的材料不在别处； 即埋藏在这些普通报刊＇ 按二十四史亦然＇
之中。其咎在于我们不肯正视它； 所以才得不到应有的材料； 一旦得到多人重视之后；
重要材料就可以联翩涌现。”他因而回忆起万斯同教人治史先读《实录》；“现在我也知道治史应先从读二十四史作起”①。
再到1957 年； 陈寅恪在撰钱柳姻缘考证时致友人书说：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 然已捐弃故技； 用新方法、新材料；
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 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②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回忆说： “1956 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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