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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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脂评本作比较和联想。
这两部产生于东西方不同人文背景的文学巨著，尽管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内容独特，手法新奇，内涵深广，问世后毁誉反差极大，而它们所展现给世人的魅力却是无穷的，同时又伴随着数不清的谜团与困惑，乃至各自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专学——红学与乔学。我总觉得，东方的《红楼梦》和西方的《尤利西斯》，就像一对青春永葆又美艳绝伦的孪生姐妹，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风云如何变幻，似乎都会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倾倒，颠狂，甚至迷恋终生。
不过，我此时想起《尤利西斯》，却并非因为这些。我更多想到的还是它的版本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若干纷争与进展。在这一点上，它和《红楼梦》是既像又不完全像。
乔伊斯是在他四十岁那一年正式出版《尤利西斯》的，此后，他又亲历了自己这部巨著从屡遭查禁到好评如潮的历史性转变；到他六十岁辞世之年，他本人及其作品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曹雪芹和他的作品却没有那样的福分。曹雪芹是在穷愁潦倒中至少八易其稿，却依然没有写定他的《红楼梦》；而且到了同样的“四十年华”，曹雪芹不仅没有来得及像乔伊斯那样正式出版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反倒“书未成，泪尽而逝”（脂砚斋语），连这部书在此后经辗转传抄和在后人付梓印行的整理中所发生的种种差错与擅改，他本人都一概不知。所以，《红楼梦》在版本上的复杂性与问题之多，可谓举世罕见。《尤利西斯》在这一点上和它比起来，恐怕就只能算“小巫”了。不过也得承认，《尤利西斯》的版本混乱，虽不及《红楼梦》那么严重，但比起东西方文化史上其他作家的作品来，也堪称“名列前茅”。
乔伊斯这部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极度标新立异，和文字本身的晦涩难懂，当然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处境所带来的作品每遭篡改，则是更重要的原因。自从他这部作品的一些章节于1918～1920年间在美国一些杂志上连载以来，便开始被以“有伤风化”等指控而屡遭禁毁与肆意删改。1922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全书，又因是由不懂英语的法国工人手工排版，其间所出现的错漏与误植可想而知。乔伊斯本人在修改这些校样时又无原稿可以核对，只能凭记忆去仓促改写，由此而出现的诸多文字歧异，以及他那潦草难辨的修改文字再次被打字员和编辑作了大量擅改处理，都给这部巨著的文字错讹与版本混乱埋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说起来，这部书在乔伊斯生前还曾多次修订重版，并被许多国家一再翻印，却由于乔伊斯长期处于一种在欧洲各国“自我流放”、居无定所的境地，这些重版与翻印的书，在具体的编辑和校对上，大多只能由他的朋友去代劳。所以每重印一次，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问题。直到乔伊斯 1941年在苏黎世病逝为止，他始终未能对此书作一次全面彻底的修订。如此一来，历年所出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歧异与纷争，也就长期难以平息。
可是在1982年为乔伊斯隆重举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前后，西方文化界却对《尤利西斯》的版本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正本清源工作。首先是美国纽约的一家专门出版古籍和手稿真迹的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 Publishing，Inc），从 1978年开始，便将过去分散珍藏于世界各国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乔伊斯手稿，以及他亲手修改的校样等种种原始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陆续影印出版了一部长达63卷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每套售价2500美元）。这一点，也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所永远无法享有的。因为迄至今日，别说是《红楼梦》的原始手稿，就是经人整理誊抄的历次定本原件，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能够影印出版的，仅仅是后人辗转传抄而作了不少擅改、同时又各有其抄误和夺漏的《红楼梦》历次定本的过录本。相比之下，二者在研究、整理和校订上的难易之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文化界解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第二个重大举措，便是由当时的西德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勒（Hans Walter Gabler）带领一个专家小组，并在世界性的乔学权威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指导下，以加兰出版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为基础，用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智能工具，运算对比了全部乔伊斯原稿、送印前的打印稿、排版后的历次校样，以及后来印行的种种版本，一共花了七年时间作精心校订，终于在1984年的“布卢姆日”（即《尤利西斯》描写其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经历的6月16日那一天）出版发行了一部据称最符合乔伊斯本人意图的《尤利西斯》新版（精装三卷，售价200美元）。据说这个新版体例严谨，校订精良，纠正以前历次版本的谬误（包括标点符号和字母拼写错误）达五千余处。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西方文化界。
正是在以上这些有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最新进展推动下，才促使我在《红楼梦》脂评校本的校订上更加竭尽全力地工作，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开辟，能为最终解决《红楼梦》的版本混乱问题和为红学能在可靠文本基础上更深入的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一工作进行到1989年时却被迫中断了。十年之后，试图继续再做，以前存放于一家出版社的一部分校订手稿，却迷失无踪，只好从头再来。所幸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终于推出了相对较为简便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现在经过又一个漫长的五年艰辛，终于将这套丛书中最大的一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这便是此刻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四卷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而且在此期间，还给这套丛书最后一种的校订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因而可望在明年的春天，一鼓作气推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校本》。
近几年来，许多热心读者一直在敦促庚辰校本和蒙府校本能尽快问世，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为什么这套丛书的后两种，出版周期会拖得这么长？一言以蔽之，便是这两种底本——尤其是庚辰本——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校勘难度之大，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里面的许多历史性难题，有的是在《红楼梦》印行面世的几百年间，以及现存十一种古抄本陆续发现的近百年间，都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有的虽然作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却始终没有解决完善。
我不敢说，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庚辰校本，已经把《红楼梦》所有的版本疑难问题都解决得尽善尽美了；却至少可以说，我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作了深入解决的新的尝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难题的空档，也没有向读者隐瞒任何底本原貌的真相。本书的体例本身，便最大限度地规定了它的透明度；过去那种对于读者来说或多或少带有暗箱操作性质的常规校订方式，已被此书彻底摒弃。
现在还来不及对本书的纠谬工作（包括文字与标点断句）的总量作精确统计。但至少可以说，不会低于新版《尤利西斯》纠谬的五千之数。有一个数字是可以在这里提一下的，即本书在校订过程中，为了避免繁琐，我通过从体例上尽可能扩大径改范围等方式，减少了大量一般性习惯错字的校改标识与校注。而对过去的印本在标点断句上存在的问题，也一般都径改不注。即便如此，我校订此书的注释初稿，仍高达四千余条约五十万字；而后尽量压缩精简，现在的校注还有三千六百余条共三十六万余字。仅从这依然堪称浩繁的大量注文来看，不也可以约略窥见本书校订幅员之广阔么？
我当然没有像慕尼黑大学的专家们当年重校《尤利西斯》那样用电脑作为分析判断的工具，而是全凭人脑的灵智。缺乏条件倒在其次，我始终觉得，用人工智能去解决一些与数理逻辑有关的问题是可以的，而对于纯粹的文学之思，情感之旅，岂能像设计国际象棋的竞技程序那样，靠机器的运算去感知与判断？
我更没有像慕尼黑大学的专家小组那样，接受世界性学术权威的指导，而是独自关进自己的书斋，凭着个人的数万卷藏书和多年搜购复制的相关资料，让思想在暗夜般的学术迷宫中自由穿行。这样，灵感的火花反倒不断闪现，智慧的清流时刻充溢全身，竟然像是没有绕不过去的暗礁，推不倒的绊脚石，有时还真有一点所向披靡的感觉呢！这就如同海德格尔的哲理诗所描绘的——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我想请读者特别留意一下庚辰校本的后半部，尤其是最后九回的校订。看看那些曾经困惑过不少专家学者的数量众多的疑难问题，尤其是那些如同“天书”般别无对证的错乱批语，看看是不是动用大兵团作战的专家群体加上世界性学术权威作指导再加上高级电子计算机的精密运算所能破解的。
我始终坚信，做学问，不论手段如何科学化、科技化，都只能在坚韧的独行中去发现，才有真正的长足的进步。不是不可以踩上巨人的肩头去瞭望，但望尽天涯路，最终还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去独行，坚韧不拔地独行！
在本书的校注中，不得不有所侧重地指出一些俞校本和新校本原可避免的失误。为什么这些颇具权威性的《红楼梦》校印本，在当初的校订中却未能避免这样的失误呢？其根源仍然是没有坚持独行。新校本和《尤利西斯》新版的修订方式颇有点相似，都是由权威专家牵头，组成强大的校订和注释阵容。但校订者众，存在的问题也多。深度不够，火候欠缺，观念守旧，或许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关键还在体制本身。这种大轰大嗡方式的最大弊端，便是限制了独立思考的发挥。即使让参校者去分片包干，仍然缺乏总体上的宏观把握，更别说在此基础上的灵感思维了。这是治学，尤其是校勘繁难古籍之大忌。
俞校本也不是俞平伯先生独行的产物，有“参校”王惜时先生，说不定还有别的助手。俞先生的智能并没有尽行发挥；参校者也有所顾忌，有所掣肘。乃至一些极简单的问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
说到底，独行，便是独立思考。这和研究一门学问需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二者并不矛盾。校订这个庚辰本的本身，就是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本书的《校勘说明》和相关的校注中都有所提及。不仅是亚东本、作家本、人文旧本、俞校本、新校本、俞辑、陈辑、朱辑，即便是程高本和现存各脂本抄手所作的诸多合理校订，也都分别对本书的校订提供了有益借鉴。否认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想强调的只是，任何一个称职的后来校订者，都应该对前人的成果不满足才行，尤其是对前人留下的误校和未解难题，绝不可等闲放过，更不可不加辨析或不作深思地亦步亦趋，陈陈相因。所谓独行，或曰独立思考，正集中体现在这一问题上。至于周汝昌先生时时强调治学者理应具备的“涵蕴之功，积学之富，灵性之通”，则是问题的又一层面了。这是每一个称职的学者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