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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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两个角色有重叠的地方，但不在一个层面。比如，政治家主要考虑怎样解决一些具体的现时问题，首先要求不出乱子，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东西，倾向于如何协调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抽象思维，为文明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的论证。它有很大的超越性与前瞻性。他的前瞻性思想在刚开始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和高度的批判性，哲学家的侧重点不是同现实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实。哲学家立足现实，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为社会带来方向感，为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目前中国出现了当年那种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但至少在主流通讯渠道上学者却集体失语了。学者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丧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导致的后遗症。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打断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媚骨，加上社会的种种因素这么多年来打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从而使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成一种经济法则。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养活了你，你就必须给我说话。但学者不是任何人的奴婢，其使命也不是拷贝任何人的权威意志。真正的哲学家都有批判和变革现实的精神，真正的光明都是在对黑暗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近视的政治家往往没想到哲学家在批判中的建设作用。
　　虽然现在有些哲学工作者庆幸地着手编织物欲的金丝笼，但真正的哲学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哲学是注定要咀嚼苦难的。因此，要复兴哲学的批判价值，就应当从体制上反思社会分工对哲学的内在要求。
　　
　　张博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有血性的中国人读费希特的书，一定会感到亲切。为什么？因为我们和200年前的费希特心灵相通，面临着相似的生存语境，担负着同样“使命”，那就是消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记得将近20年前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经济行为与人》时就曾引用过费希特的话：“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最终目的。”青年费希特的慷慨激昂曾经激励了同样年轻的一代中国人为自己的理想去工作，去奋斗。
　　但今天我们再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却多了一重惆怅，一份感慨，几度沉思。
　　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权力和金钱的结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存在。在这个存在面前，良知正在贬值，物欲极度膨胀，某些原本血气方刚、满怀改革志向的知识分子现在却热衷于追逐富有讨好权势，满足于蝇营狗苟的生活，使命意识似乎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于是，从社会演进的大尺度看，我们面临着一种奇特的矛盾：一方面，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史正以其深刻、恢弘的内容，磅礴、蜿蜒的走势，召唤着真正富有使命感的科学研究，同时它也赋予了这一代人从事这种研究的条件和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和“可能”，不仅指作为批判的、实践的和革命的研究者，我们拥有我们的上一代似乎缺乏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下一代肯定缺乏的生存体验，而且指作为这样的研究者，我们涉及的对象已经发育成熟）；另一方面，我们的某些学者却在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自己应该担负的时代责任。他们宁愿做腐儒、刀笔吏，而不愿做彪炳青史的思想巨人。
　　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大场景中，我们还没有成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甚至面对种种社会痼疾，我们表现了不应有的麻木、怯懦。“麻木”加上“怯懦”，必然走向精神上的死亡。这个群体本来是应该为精神而存在，但何以如此？何以至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讲：“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他还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在这篇演讲的结尾，费希特特别强调：“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我也很明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而我想同时以一种大丈夫的道德学说向他们的灵魂深处灌输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直到将来也能使他们防止这种麻木不仁。”我们也需要重申这种大丈夫气概，用公共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战胜我们灵魂深处的龌龊与萎靡。
　　但是，仅此还不够。既然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那么，批判这种结构就成为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再生的切入点。我们应该看到，知识分子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复活，既是这种结构消解的结果，又是这种结构消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和结果的双向关系决定了解构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要学会作“韧的战斗”，既是对我们批判的对象，也是对我们自身，对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愿以“精神上的新生”来结束我的发言。
　　
　　梁志学：
　　在座各位的发言，无论是就费希特的哲学体系评述他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论点的，还是就他所提出的论点评判我国学者当前的状况的，在我个人看来，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间接或直接地表现了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我想最后谈两点看法。
　　第一，学者的使命在费希特的体系里是一个特定的道德哲学课题，只有把它摆到他的体系里，才能看清他的那些论点的来源和意蕴。
　　《论学者的使命》属于他在耶拿时期的创作，而他这时建立的知识学已经是一个“一本万殊，万殊归一”的体系。这个“一”就是作为宇宙本原的绝对自我（从“体”的方面来说）或本原行动（从“用”的方面来说），它不是存在于感性世界里，而是存在于超感性世界里，因此是不能通过概念思维认识的，而只能通过理智直观加以把握。他所谓的“万殊”就是感性世界里的一切事物，它们被划分为无理性存在物（自然）和有限理性存在者（人）。在这个体系里，自然哲学是研究有限理性存在者与无理性存在物的关系的，宗教哲学是研究有限理性存在者与无限理性存在者（由绝对自我设定的、处于超感性世界的伦理秩序）的关系的，而研究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关系的实践哲学又分为两门，一门是关于这种关系的外在行为方面的法权哲学，一门是关于这种关系的内在信念方面的道德哲学。费希特在他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里，沿着本原行动演进的过程，推导出了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伦理关系，并且进而推导出了人作为人在社会中应当负有的普遍道德职责或使命，推导出了人在社会中选定的职业阶层应当负有的殊道德职责或使命。如果你是农民，你的使命就是直接作用于无理性存在物，为社会开发生活原料；如果你是工人，你的使命就是加工这些原料，为社会成员制造适于享用的生活必需品。与直接作用于无理性的物质东西的阶层不同，学者是从观念方面直接作用于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费希特据此得出学者阶层的三项神圣使命：致力于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把自己为社会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以身体力行代表自己的时代的最高道德发展水平。这三项特殊使命的实质就在于为真理而斗争。
　　第二，《论学者的使命》的公开演讲是在1794年5月23日至6月27日作的，听众约有五百多人。费希特在这时作为魏玛政府任命的大学教授，已经不像他在过去作为自由撰稿人，匿名发表《索回思想自由》（1793年）和《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1793～1794年）那样，公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辩护人，而是尽量运用符合于政府要求的学院语言，唤起青年学者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但是，他那种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激情却在演讲时仍然溢于言表，演讲的内容也顿时传遍了整个德国知识界。德国各邦政府都已经采取措施，封杀了报道法国革命真相的新闻，而费希特不仅让他的妻子从瑞士给他寄来法文报刊，而且还要向听众宣传，“许多人继承了卢梭开创的事业，他在他们的心中燃起了烈火”；德国各邦政府面对路易王朝被人民推翻的下场，都在强化自己的封建专制机制，而费希特偏要向听众预言，“国家的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因此，在他的演讲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有人告密，说他在课堂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尽管魏玛教育大臣福格特与他面谈以后，让他过了这一关，但在1798年10月至1799年4月发生的“无神论之争”里，他还是遭到迫害，失去了在耶拿大学的教职。费希特就此写道，“我们的学说的真正过失在于它是弱者一方的学说，正像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受到武装力量的支持那样，因为他们完全不寄希望于在精神上能占优势，而是仅仅寄希望于在现实中使用拳头”。每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总是觉得，像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制传统的国家里，消除封建专制体制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而大家知道，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祖国是在1945年以后才逐步走上民主制的道路的。这一点也算我有感而发。
　　感谢各位与会的同志！不管你们作了发言，还是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你们都支持了我们费希特课题组，让我们再次向你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关于
　　《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好评，作者和刘苏里先生就本书进行了一次对话，涉及到创作动机、史事评价等多方面的话题，现整理刊载如下：
　　
　　一、关于本书的创作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应该算是《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续篇或者姊妹篇，上市后卖得那么好，是我没想到的。一般说来，两本书出版间隔那么短的时间，第二本很难卖好。读者那么捧场，你能否向他（她）们透露点儿内情？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内情。一位网友说，“大明王朝纪事”上市时，比“大宋实录”低调了许多。据我所知，出版社也没有做过特别的推广与宣传。一定要说有什么内情的话，我想秘密应该在读者朋友们那里。
　　比如：“大宋实录”出版后，我大约收到了近千封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两个倾向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是许多朋友使用了“感谢”这个词，大意说是感谢作者写了一本让他们喜欢读的历史书。这令我有些诧异且难为情。本来，读者喜欢我的书，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