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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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许多朋友使用了“感谢”这个词，大意说是感谢作者写了一本让他们喜欢读的历史书。这令我有些诧异且难为情。本来，读者喜欢我的书，是我的光荣，应该是我感谢读者朋友的错爱才对；他们是真金白银地花了钱来购买书的。由此可知，中国的读者很厚道，买了一本不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便心存感激，写书与出书的人实在是应该戒慎戒惧才好；
　　另一个则与上面的情形有些关联。许多读者都在来信中谈到了对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怎么说呢？如果不是厌恶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反感的情绪。作为一个也算是读书人的我，也的确很难喜欢上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大体上是在图解概念的历史书籍。在潘家园旧书摊上，你会发现被一两块钱人民币甩卖的图书里，这种书占的比例特别大。我相信，没人愿意阅读那种教师爷式的书籍。我愿意努力贴近读者喜欢的真实鲜活的历史写作。
　　刘：此篇文本应该说有新的突破，像是走出了黄仁宇、吴思的“阴影”，我想读者也很想知道，你在构思本篇的时候，文本上有些什么考虑？
　　李：我想我很难走出黄仁宇和吴思的“阴影”了。我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写作中向他们靠拢——靠拢黄仁宇深厚的历史学养，靠拢吴思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我实在喜欢他们写的东西，自愿留在他们的“阴影”里。如果能够被视为他们的同道，我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王朝纪事”时，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读者。他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选史料，结构故事，就不太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这种方式具有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那是上帝的恩惠。
　　刘：上次在作品讨论会上，不止一个人，也包括我，批评了你的作品中有“水分”，建议“挤水”，吴思较客气，说挤掉3％，刘东华激进一点儿，说15％，我呢，倾向居中，10％左右。听编辑说，书出版前，你自己已挤过几遍水，但终于挤累了。现在作品上市已经几个月了，肯定也听了不少意见，要是让你现在对作品下刀子，准备砍掉多少？
　　李：若从我收到的近一千封读者来信来考察，对第一本即写大宋的那一本，认同的比例几乎是一面倒，大约顶多有十几封信是质疑或不赞同。第二本明王朝纪事的反应则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认同，甚至认为比第一本更好、更成熟，至少是不比第一本差很多；第二种则不然，有的认为作者的议论太多，有的认为逻辑关系不清，总之是不像第一本读起来那么过瘾。
　　要是现在让我重写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开国——治国——亡国这么一个三步曲式，突出皇家与士大夫这个主线。其中，朱元璋和张居正的部分会剪去一些枝杈，加大崇祯皇帝那一部分。这样，总体篇幅可能会增加，但问题也许能够谈得更透一些。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的事儿，而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尊重史实和读者。
　　事实上，在我看来，尊重史实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史实。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老兄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您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承。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样？您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您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卑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士大夫喜欢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中掌握着，他们唯独失去了普通读者，唯独垄断不了市场。普通读者凭借自己的心灵，在市场上投票。对此，我充满敬畏与欣慰。幸亏如此！从我收到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我对此颇有信心。您认为我需要言不由衷吗？
　　刘：我喜欢你常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甚至喜欢你行文中无法抑制的激情和忧患意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建议你，即使有人批评这一点，也别改，就这样。但每当我读温功义时，就觉得历史写作创作者的态度就该是这个样子，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写得让读者去“扼腕叹息”，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的空间。可再回头读你的，每当将要扼腕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了，还是有一种过瘾的感觉：“你看，作者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李：我其实挺想学习那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与犀利，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可惜学不到。《北京晚报》有一位记者和我只谈了一次话，就看出这一点来了，写了一篇叫“李亚平：感情是隐藏不住的”文章。就是它了，爱谁谁。
　　
　　二、对明朝皇权专制的新认识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本书的叙事较“大宋”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作“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277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写作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问题。
　　我读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但没有注意你所引用的那句话。假如说我所写的“大明王朝纪事”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和我都注意到了明代历史上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点。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大量阅读有关明代史料的过程之中。在阅读官修正史《明史》、私家明史著述、野史笔记、前辈先贤们包括黄仁宇等人的著作与研究时，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描述朱元璋的个性、能力与心理状态是一件极度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朱元璋的研究远远说不上是令人满意的，不歪曲或误导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要简单形容的话，可以使用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如极度强悍，极度残暴，极度诡异，极度复杂等等。我在书中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形容朱元璋“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在这种东西潜移默化下的治国实践、制度建设，在《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的严厉训诫、帝国恪守所谓祖宗家法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交织在一起，不但深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治理思想与行为，对后来的清王朝乃至我们的今天，其影响都称得上至深且巨，堪称六百年来第一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七扭八歪，不像人样。从宋濂、徐达、刘伯温、方孝儒、于谦、戚继光、张居正、李贽，甚至唐伯虎、徐文长……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郁闷，身后，他的子孙们也不叫他省心。在那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历史文化人物！在这些史实中，差不多都能找到朱元璋那“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刚才说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史料越多，就越是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这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严酷的政治斗争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的是，熹宗午，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　（此朝幸有利、承宗和袁崇焕，与清人周旋，才保住北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1644年，而要提前10年）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但书中于宦官问题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解释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太监，比如万历、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