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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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蒋定粤的女儿真真过十六岁生日，她穿一件粉红色的生日洋装，少女初长成，非常漂亮。我画了她一张肖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现在她三十岁了，大美人一个，最近我又为她作了五六张线描画。她的一家子我都画过像，我画过蒋定粤和她的洋先生、洋女儿，还画过她的妹夫，可以编成一本家庭画像册了。而且大约在四十五年前吧，我还画过蒋定粤的母亲（蒋光鼐先生的夫人），那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蒋定粤的哥哥蒋建国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去他家见到他母亲，十分惊讶蒋夫人的端庄和美丽，就即兴画了一张。如今，蒋夫人去世已久，这张画像能保存她的美，真是十分珍贵的纪念！
1988年，我全力画《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画张艺谋先生，那天是新华社的杨飞先生带我去找摄制组。杨飞先生带我到百万庄新华社的一个招待所，摄制组隐藏着，门卫也不告知房间号码，我和杨飞先生只好坐在堆满了破床架子的走廊上等，等了有个把小时，不见一个人到。中午时分了，又饿又渴又急，这种找名人的滋味真不好受，突然顾长卫先生走过走廊，被我们抓着了，他带我们去一间房里，等张艺谋先生。一会儿，张先生戴着一副黑眼镜进来，我自我介绍一番后就把上午画的姜文的肖像给他看，看来张先生很欣赏这张肖像，因为他二话没说，坐下来就让我画。我画了张先生两张，第一张，正面角度，太像领袖像，又画了一张侧面的，就是发表在“肖像集”上的一张。我说想画巩俐小姐。张先生即刻打电话去戏剧学院，当时巩俐小姐是中央戏剧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她接到了张先生电话，马上就来了，她穿一身大红雨衣，脱下雨衣，里面穿的一件大红T恤，像《红高粱》影片中的全红彩装，艳丽得像朵大牡丹。我画了巩俐小姐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头像。当时，全摄影组的人马都在房子里闹腾，我抓住顾长卫先生想画他，因为《红高粱》拍摄得太美了，我对顾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他认为自己不上像吧，顾先生不同意画。我抓着他的手不放，让他坐下，这时摄制组同仁也大声吆喝要顾先生画。在摄制组同仁的围观下，我为顾先生画像，几根线就出来了，很像，又像一尊石雕的牧神（原作好得多，印刷走样太大！）。画完我把画像举起来，在大家的喝彩声中，顾先生只看了画像一眼，他的眼睛立即盈满了泪水，他被自己的画像感动了，“嗖”的一下钻出重围而去，好一个感应艺术和美的灵魂！全室欢腾起来，大小伙子全像一群顽童，正是这一群人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接着，我已买好火车票去天津画冯骥才先生、马三立先生和关牧村小姐，还有我的好朋友杨霭琪女士。当时下大雨，张艺谋先生给我叫好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下车时我给司机小费，他不收，说：“张艺谋先生已经付过了。”
《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画了七十余人，当时画每个人的情景都挺有趣，都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文章。新华社杨飞先生本来打算这么做，但画像未完成时我就来了美国，中断了此事，以后，如果《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线描肖像》再版，一定要把当时作画的趣事写出来，图文并茂。
这本画册完全是在街头画的。说到街头画美，这渊源还得从四十年前说起。1960年，我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太原的山西艺术学院任教，那年秋天去大同招生，人们告诉我大同出美人。有一天，走在大街上，果然见到一位很美的妇人，我说要画她，她扭身就走了。我一直跟随她，好几条大街小巷，那行径颇有些像花花太岁追渔家少女，现代流氓追女人的味道，直追到那妇人家。记得有个木栅栏挡着，我硬闯了进去，死皮赖脸地画了她。那妇人皮肤白如凝脂，高鼻梁，如同希腊雕像，脸上简洁极了，没有一丝多余的线条，至今仍记忆犹新。后来，看过山西博物馆收藏的天龙山佛像，又亲自去天龙山观佛，天龙山佛像的简洁典雅，正同那妇人如出一辙。中国佛像的美比西方维纳斯雕像的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的美神。
山西的那个夜晚我与美神——佛见面是一辈子铭记在心的事，因为年代久远，已记不起确切的时间、地点。同行三人，向导好像是一个喝醉了的和尚，另一位是山西艺术学院的李惠然老师（日裔华人美术老师）。向导拿着火把，我们爬过一座荒山，走进一座荒无人烟、虚无缥缈的洞窟里。石窟很高，空间极大，火把的闪光照在洞内许多残破的佛像上，惟有这尊石佛完整地端坐在五尺高的石座上，在黑雾昏霭笼罩下，闪闪火光中巍巍地呈现出来。我在佛前站定，仰视佛的面容，佛双目似闭微张地俯视下界，慈悲极了，美极了。佛的面容身形的每一部分此起彼伏地在火光中渐次展现。我们举着火把围着佛像转圈看，幽暗中随着火光突现的部分明亮起来，又逐渐转入昏暗朦胧里，朦胧中的另一部分又明亮地转现出来。这从暗到明、从明到暗、由虚转实、由实转虚，时而突现时而隐匿的观看中，佛在光明、暗隐、虚实、昏黑中转动和变幻着，就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刻间，佛向我展示了美的奇迹，使我惊骇地大叫“太美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有没有跪下来礼拜，精神上我已五体投地。时过四十多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佛像宽大柔和的背部上惟有两条极其简洁的衣饰的刻线。
在山西的日子摧毁了我的身体，却升华了我的精神，我得以挣脱绘画上的繁琐桎梏，找到了简洁明了的形式。在山西的最后时日，每天我迎着太阳起床，到花园里和花匠一同锄土除草、播种种花，休息时就用这细如草茎花丝的水笔画些叶子、枝子、花花草草，我的生命随着阳光雨雾、花花草草一同生长，那简洁、淡泊、美的线条也同生命一起长大。
闺中之事有甚于看“黄”者
？ 驿 桥
据报道，2002年8月18日晚11时许，一对年轻的夫妇，二十五岁的张某和二十三岁的妻子李某正在熟睡中。此时，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四位警察，以群众举报有人看“黄碟”为由，身着便衣闯入这对夫妇的卧室。当警察在收缴“黄碟”、暂扣电视机、影碟机时，张某与其发生了冲突。于是，警察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强行将张某带回派出所，并迫使张某向派出所交了一千元暂扣款……
看了这些报道，知道了这事的大致经过，真不知道万花派出所的这些警察究竟意欲何为？已经成年的夫妻在自己的家里看一看所谓的“黄碟”，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警察有什么法定理由擅闯民宅，肆无忌惮地干涉公民的这一个人自由？
毫无疑问，公民个人听什么、看什么，包括在自己的家中观看所谓的“黄碟”，是公民个人的资讯自由，是公民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首先从政治哲学上来说，就是可以从事一切无损于他人自由的活动。显然，公民个人在自己的家中观看所谓的“黄碟”，是无损于他人自由的活动，是无害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行为。社会或者他人，决不会因为某个公民个人在自己的家中观看所谓的“黄碟”，而遭致损害，就如社会和他人，决不会因为某个公民个人具有奇特的思想和古怪的梦境而遭致损害一样。
由此而想到二千年前的一个陈闻旧事。汉宣帝时期，有个叫做张敞的大臣，夫妻感情甚笃。有一天，他在卧室里给妻子描眉，不巧正好被他人窥见。此事被传扬开来以后，竟被有司参奏到皇帝那里，状告他身为朝廷大臣，本应有君子风范，却在闺中为妻子描眉，败坏了士林形象，应予申斥。第二天，皇帝问张敞，是否有这回事。张敞回答说：“陛下，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皇帝听了这话，会意地莞尔一笑，当然也就没有责怪张敞，更没有对张敞施加什么处分。是呀，给妻子描描眉算得了什么，天底下夫妻之间，谁不知道私下里还有比描眉更亲昵的举动？联想到今日，延安市的张某夫妇在家里看看所谓的“黄碟”，其实又算得了什么呢？天底下夫妻之间，谁不知道私下里有比看所谓的“黄碟”更令人耳热心跳的举动呢？所谓“黄碟”中演示的场景，已婚成年人谁又不熟悉，谁又能自免呢？那些好事的警察，何不这样设身处地想想呢？
吃人生番的头衔
？ 黄永厚文画阿明死了，这个煮吃人肉的乌干达总统，在他执政八年里让五十万民众死于非命。他自封的一大串头衔让我们听起来特别耳熟，如：乌干达全体人民的救星，国父，胜利大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陆军元帅。还有共和国（终身）总统、阿明博士。
不过，背地里乌干达人民情愿直呼他是“原始的法西斯分子、坎帕拉恶霸和乡村暴君”。
不解之解
不 解 之 解
？ 韩 羽 文画
“似我者死”。这话有点瘮人，但也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试想，譬如作画，和别人一模一样了，岂不成了印刷机。印刷机，物也。人化为物，“物化”“物化”，非死而何？
“学我者生”。这使我想起家乡的鲁男子。鲁男子学柳下惠：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功夫在诗外”。“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说苑》）金属的刀，只有用非金属的磨刀石才能磨得快。
“推新出新”，就是和死人较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