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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佛教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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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无尽藏”的使用,据《太平广记》卷493记:“其无尽藏财分为三份:一份供养天下伽兰增修之备,一份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份以充供养无碍(斋僧)。”②其中的“悲田”、“无碍”两部分,具有明显的救济性质。此类做法,在东汉五斗米道中曾经有过,但像这样大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使三阶教对下层群众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无尽藏的另一部分用于整修伽兰,燕凉蜀赵咸来取给。从现有资料还看不出僧侣挪用于奢侈生活的情况。武则天在位期间,曾先后敕令检校洛阳福先寺和长安化度寺的无尽藏院。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敕令取缔无尽藏,禁止士女施钱,同时命将化度寺的无尽藏财物、田宅等,分散给京城寺观,剩余部分也归到化度寺主持名下。看来,统治者对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并以此形响下层群众的作法是相当不安的。

  东晋以后长期的社会动乱,民生凋敝,加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使部分佛教徒有理由认为末法时期已经来临。房山石经的开刻,三阶教普敬、认恶的提倡和无尽藏的经营,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力图摆脱末法的危机。

  ①《无尽藏法释》,见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

  ②《两京新记》卷3。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

  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

  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唐初佛、道之争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①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

  ②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③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①《广弘明集》卷11《辩惑篇。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

  ②《旧唐书》卷79《傅奕传》。

  ③《广弘明集》卷7。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①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

  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①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最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①《唐大诏令集》卷113。②《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①《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①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②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③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④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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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①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

  ②,“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③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④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①《唐会要》卷47。②《贞观政要》卷6。③《资治通鉴》卷194。④《佛祖统纪》卷39。①②《旧唐书》卷191《叶法善传》,卷88《韦嗣立传》。

  ③《资治通鉴》卷210。④后改为“天授圣图。”⑤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当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⑥,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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