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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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长安。17岁出家,入终南山听智俨讲《华严经》。曾参加玄奘译场,传说因见识不同退出。他的创宗活动是在武则天执政时代完成的。年28,武则天命他在太原寺开讲《华严经》(晋译本),及至诏令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法藏也受命参加译场。圣历二年(699),武氏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据说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堂宇震动,则天下敕祝贺,以为是“如来降迹”于武氏政权。法藏为武则天的讲授提纲,成《华严金师子章》。传说武则天赐法藏为“贤首”,所以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法藏前后讲新、旧译《华严》30余遍,并参与《华严》、《楞伽》、《宝积》等重要经典的译场证义,著述很多,除《金师子章》外,还有《华严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策林》、《华严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义海百门》、《妄尽还源观》、《游心法界记》、《文义纲目》等。
与法藏同时研究新译《华严经》的学者有李通玄(635—730)。他用《易经》会通《华严经》,但不属华严宗。所撰《新华严经论》40卷,影响悠久,明代李贽、方泽等都从这部论著入门。
法藏弟子很多,其中高句丽僧审祥,传华严教义到日本,被视作日本华严宗的始祖。但上首是慧苑。慧苑著《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对师说有所修正,后被澄观指为异端。慧苑弟子有法诜,以《华严经》、《菩萨戒》、《起信论》为教旨,撰《华严仪记》。法诜弟子就是著名的澄观。
澄观(738—839),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1岁从宝林寺需禅师出家,颂《法华经》。后遍游名山,从名僧学相部律、关河三论和《起信》、《涅槃》等,然后在法诜处研习《华严》。之后又就湛然习天台止观,并从慧忠等禅师咨决南宗禅法,谒见慧云禅师了北宗玄理,更翻习经传子史等俗书。39岁后长住五台山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主讲《华严经》,以为“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是《华严》之义”①,将佛菩萨崇拜同《华严》教义密切结合起来,强化了五台山与峨嵋山作为文殊、普贤圣地的地位。贞元十二年(796),应诏入长安,参与《华严后分》和《守护国界主经》的翻译,同时讲经、疏文,为朝廷和大臣所重。传说德宗曾赐号“清凉”,故亦称“清凉国师”。
由于澄观参学广泛,思想驳杂,与法藏体系已有差别。他把禅宗与天台思想引入华严教法,体现了中唐以后诸宗相互渗透的总趋向。他在《随疏演义钞》中明确表示,他的宗旨即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衡三观之玄趣”。
澄观撰著约400余卷,被称作“华严疏主”。其中《华严经疏》、《随疏演义钞》、《法界玄镜》、《华严经略策》、《三圣圆融观门》等,今存。
澄观有门徒百余人,最著名的是宗密。宗密(780—841),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家本豪盛,少通儒书”,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从禅宗荷泽神会系的遂州道圆出家,一个偶然机会,得受《圆觉经》。元和五年(810)游学至襄汉,遇澄观弟子灵峰,从学澄观所著《华严经疏》等。
不久即赴长安拜谒澄观,亲受其教。元和十一年(816)后,时常往来于终南山与长安之间,后居终南山草堂寺南的圭峰兰若,世称圭峰禅师。在政治上,他赞助君权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酷重于宰相李训,曾遭逮捕;在思想上,他着力调和禅教二派和儒释道三家的对立,得知于相国裴休,对于佛教的发展趋向,影响深远。他的著疏也多,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弘扬《华严》的,如《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注华严法界观门》、《华严原人论》等;另一类是关于禅的,如《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第三类是发挥《圆觉经》的,如《圆觉经大疏》、《大疏释义钞》、《略疏之钞》等。
此外,对《金刚》、《盂兰盆》等经论,也有疏注。宗密一生,除了阐述华严教义,还致力于禅学的实践和研究,成为唐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他合华严、禅为一,同归之为一乘显性教,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历来祖师“未有讲者毁禅,禅者毁讲”①,提出以教之三种与禅之三宗对应的理论。裴休指出,宗密的这一思想,“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②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内部就存在以讲解经典义理为专业的法师(教),与重视禅行实践的禅师间的矛盾,有时达到互相攻讦,势不两立的地步。天台宗曾用“止观双行”进行融会,但作为佛教的整体学风,只有到了宗密,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尤可注意的是,宗密把佛教内部诸宗的统一推广到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上,他在《原人论》序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
①《宋高僧传。澄观传》。
①《禅门师资承袭图》。
②《禅源诸诠集都序叙》。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华严宗用来解释人生和宇宙发生的理论是“法界缘起”。所谓法界,定义为“总相”(共性、一般)和诸法之“因”,具体指一切众生本有的“无二真心”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据说这种清净心,由于忽然起念引生阿赖耶识,从而生起世界万有,善恶染净;人之成佛或堕落,也都依据这一真心而定,这是“法界”作为诸法之“因”的本体意义。但这样的“心体”,并不是孤立的自存,它还贯彻在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中,成为个别现象的共同本质,被称为“心性”或“法性”,这是“法界”作为诸法“总相”的共性意义。所以法界缘起又叫“性起缘起”。
法藏在《起信论义记》里说:“如来藏随缘(起念)成阿赖耶识,此则理彻于事也;亦许依他缘起无性同如,此则事彻于理也”。他把当作世界本体和事物本质的“如来藏”概括为“理”,把代表现象世界个别事物的“阿赖耶识”概括为“事”,然后用“理事”这对中国哲学的抽象范畴发挥他的主张,使华严宗的思想大大超出了他们继承的地论师和依据的《起信论》,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理”作为诸法之“体”:“事”则是一体之“用”,于是有了“体用”这对范畴的运用。“理”是事物的“总相”,“事”则是“别相”:“总、别”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作一般(共性)与个别(个性)
来运用,有时也当作全体与部分看待。“理”在事曰“性”,“事”或曰“尘”,“性”与“尘”的关系,相当于现象同本质、个别与一般,“理”是全体,是“一”,“事”是全体的组成部分,简称“多”或“一切”,“一”与“多”
或“一”与“一切”,完整地表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十”是《华严经》特别崇拜的数字,往往代表“圆满”,成为“理”的象征。“一”是“十”
的构成部分,又有“事”的含义。这样,为了从多方面多层次说明“理事”
关系,他们创用了许多成对的概念,如主和伴、全与分、正与依、同与异、成与坏、摄与彻,以及力与无力、缘与待缘、相即相入、含受自在等,大大丰富了整个佛学的内容。
“法界缘起”说到宗密更系统化。他在《注华严法界观门》中说:“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这“一真法界”在万有中表现出来的四种法界,也反映着修待者对理事关系上的认识过程,构成禅观的内容。其一曰“事法界”,指事物的个性和差别性,或人的初级认识;二曰“理法界”,指事物的共性,普遍本质,也特指佛教对“空性”的认识;三曰“理事无碍法界”,即“理彻于事”,“事遍于理”。
这开始了华严宗对真谛唯识学的特殊概括。《华严发菩提心章》阐述说:“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
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分无限。此有分限之事于无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无体,还同理故。“不可分割的真理本体通彻于每一有分限的事物中,每一具体事物都摄真如本质全尽。理事的这种圆融无碍的关系,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同一本体显现为纷然杂陈的各种事物,是谓”一即一切“,千差万殊的事物。属共同本质,是谓”一切即一“。
第四种名“事事无碍法界”,是最能显示华严宗理论特色的说法。《华严发菩提心章》说:“事无别事,全理为事”,“谓事诸法,与理非异,故事随理而圆遍,遂令一尘普遍法界;法界全体遍诸法时,此一微尘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就是说,事本相碍,大小等殊,自性各异;但理则包遍一切,如空无碍,以理融事,全事如理。由于诸事含容一理,所以万有之间就构成“相即相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层层无尽,圆融无碍的关系。因此,他们也称“法界缘起”为“无尽缘起”。
为进一步阐述这种无尽缘起之说,华严宗又提出“六相圆融”说和“十玄无碍”说。
六相圆融也称“六相缘起”。六相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法藏在《华严金师子章》中以金师子为喻,说明六相关系:“师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师子,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师子是总相、同相、成相,五根是别相、异相、坏相。师子相与五根相相即相入,圆触无碍,不可分离,形成一个圆满的有机整体,故名六相圆融。一切事物都具此六相,而六相无不圆融相摄。在《华严五教章》中,法藏又用房舍与椽瓦为喻,更深入地说明六相的关系。他说,“总相”是“舍”,“别相”是“椽”。但更应该懂得,椽即是舍,舍即是椽,“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不是舍”,所以“总”由“别”成,“别”由“总”成,“总相”与“别相”总是“相即”的。椽瓦等同为“舍”之缘,是谓“同相”;椽瓦等相望,形类各异名“异相”。“同”、“异”也是相对而言,也是“相即”的关系。同样道理,由椽等诸缘舍义得成,由成舍故,椽等名缘,是谓“成相”;由椽等缘各住自性,本不是作舍的部分;以其本不作舍的部分,始能成舍,是谓“坏相”,这样成坏相望,成相即是坏相,坏相即是成相。
法藏关于“六相缘起”的结论是:“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镕融,无碍自在,圆极难思”。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个别事物纳入普遍联系之中,认为只有各具个性的事物,才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