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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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华严宗把“相即”的关系绝对化,最终导致了无矛盾,甚至无差别的结论。也就是说,现实的矛盾和差别,最终地要被那个一般的“理”所浸没。
关于十玄无碍,也称“十玄缘起”。《华严经。贤首品》在描述佛的境界时说,一微尘中有无量世界,而这些世界又具染净、广狭、有佛无佛等不同情况,犹如天帝网交相涉入。此经还用教义、事理、境智、行位、因果、依正、体用、人法、逆顺、感应等十对名目说明世界万物的圆融无碍关系。
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据此提出十玄无碍理论,阐述法界缘起相即相入思想。他的理论为法藏继承、发展。由于两人立说略有不同,故有“古十玄”和“新十玄”的区分。
法藏的新十玄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隐密显了。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境界门、托事显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具德门。法藏认为,“此十门同一缘起,无碍圆融,随为一门,即具一切”。①由十玄门的圆融无碍而及于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圆融无碍,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其思想没有超出以上六相之说。
①《华严经探玄记》卷1。华严宗对于佛教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了理事、体用、总别诸范畴,相当精采地解释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几乎是所有的宗教神学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在佛教大乘务派哲学中,也普遍地有所触及,但只有到了中国华严宗,才如此明确和详尽地作出专题论述,从而构成这一宗派的主要理论特色。
华严宗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很大,这在程朱理学中尤为明显。程颐认为,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
①这“万理归于一理”之说,反映了理学家和华严宗在理事关系问题上的逻辑联系。事实上,程朱理学的建立,论题的提出,范畴应用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曾从华严宗得到启示。
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说:“本只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②太极,即相当于华严宗所说的“理”或“一真法界”,只不过给予的内容不同而已。朱熹还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③显然,这种照抄“释氏”之言,出自华严宗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程朱又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来表述一切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则出自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之说。因他们与华严宗的思想过于相似,故程颐有“泄露天机”的感叹。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据早期文献史传记载,从禅思潮在与义学对立中兴起,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从禅众批量流动的生活方式,到群聚定居,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与北魏以来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
传说的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众发展的主要方向。慧可门下僧璨已在南方活动,但形踪难详。至于僧璨的弟子道信(579—651)先入舒州(安徽潜山)皖公山,再往江西庐山,最后定居蕲州黄梅(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一住30余年,聚众500余人,成为禅宗真正的发端者。
道信以双峰山为据点,在皖、鄂、赣临界地区的官民中间,产生过重大影响。杜朏的《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
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疗)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在这里,定居聚徒,坐(坐禅)作(劳动)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都是禅宗初期的基本特征。
在道信门下从学的著名禅师,多属先前天台宗的徒众。能够发扬他的成①《二程遗书》卷18。②③《朱子语类》卷94,卷18。果,终于使禅宗成为遍及全国最大宗派的,则是弘忍。弘忍(600—674)被奉为禅宗五祖,在道宣时已知名于世。他7岁奉事道信,后迁至双峰山东凭茂山,号称“东山法门”。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记述弘忍的特点,是“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瞩文,而义附玄旨”,这依然是坚持道信的禅风。但他更有新的发展,尤其提倡“静乱无二”,“语嘿恒一”,“四仪(坐住行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静、嘿)贯彻到了日常“役力”生活(乱、语)中,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所谓“役力”,与“作”一样,均指体力劳动言。日常劳动和与之有关的俗务,被引进禅学内容,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到弘忍时代已经达到相当的理论自觉。
弘忍自我标榜他的信仰依据是4卷本《楞伽经》,所以一般也把他划在楞伽师的行列。他认为此经的精义,只能“心证了知”,所言则是“佛语心第一”。他又据《文殊说般若经》讲的“一行三昧”,认为只要“念佛”,“心”即是佛,所以他的“东山法门”也被归结为“一行三昧”。事实上弘忍对两部佛典的解释是十分任意的,目的在于排除向外求佛的传统教义,包括偶像崇拜、净土信仰、沉溺经教、着意修持等,从而把解脱的希望转移到自我内心的调节上。
弘忍的门徒难以确计,被认为能传其禅法的有11人,南到韶州(广东韶关),北至潞州(山西长治),西到资州(四川资中北),东到越州(浙江会稽),分布全国,各为一方师,聚徒传法,声震朝廷。其中法如和老安(慧安)在嵩山,声望极高,直接影响东京;玄赜在安州(湖北安陆),后入洛阳,被贵族禅师净觉一系推奉为师;智诜在资州,开成都净泉(众)、保唐一大禅系;神秀在荆州当阳(湖北当阳),名闻西京,后被推为禅宗北宗领袖;慧能在韶州,扎根山林市民,被推为禅宗南宗始祖。此外,被后人引为道信另一弟子的法融,在南京牛头山经智威、慧忠等的持续经营而成牛头禅系。
禅师们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如醉似狂的追随者,受到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吏的普遍关注。以宋之问上表请迎神秀入洛为契机,武则天先后接见了以神秀为首的弘忍门徒,如老安、玄约、智诜、玄赜等,表示“东山法门”是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原本隐遁山林、自食其力的禅宗,开始由朝廷直接控制;一些禅师一旦成为帝师,随着就有一批贫困的禅众上升为富有的官僧。
禅宗内部有了重大的分化,争夺禅宗正统,争夺官方承认和扶植的斗争激烈起来。
经过安史之乱,到唐中后期,禅宗内部已出现了宗派体立,争讼不已的状况。据宗密所收,殆且百家,有独特宗义者十室并为七派,这就是神秀门下普寂等北宗提倡的“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智诜所开净众寺金和尚一系提倡的“三句用心(指无忆无念莫忘)为戒定慧”;老安门下俗弟子陈楚章一系提倡的“教行不拘而灭识”;慧能门下怀让、道一提倡的“触类是道而任心”;慧能门下神会一系提倡的“寂知指体,无念为宗”;牛头法融门下慧忠、道钦一系提倡的“本无事而忘情”。此外,还有传说也是弘忍弟子的宣什一系(亦称“南山念佛门”禅宗)提倡的“借传香而存佛”。这些派系,争刻碑铭,竞撰史传,各出语录,除了弘扬本宗教义外,主要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正宗地位。
到宗密为止,禅宗各家所述祖谱不完全一样,谁是禅宗始祖,就有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四种说法。至于谁是弘忍嫡传,弘忍并没有确定,后人则集中在神秀和慧能二人身上。①“南能北秀”大体反映了此后禅宗的主要潮流。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据张说撰《大通禅师碑》,神秀姓李,陈留尉氏(河南尉氏县)人,生于隋末,“少为诸生,游问江表”,精通《老》《庄》《书》《易》,三乘经论,古字古语。年届50,投至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后“涕辞而去,退藏予密”,行踪不详。直到凤仪中(677—680年),年近古稀,始取得正式僧籍,隶荆州当阳玉泉山玉泉寺。他在寺东山地别造兰若,荫松籍草,一时“就者成都”,“学来如市”,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赴此禅门。以至“菴庐雁行于邱阜,云巢雾委”。久视元年(700),武则天遣使迎神秀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又因受睿宗、中宗礼遇,号称“三帝国师”。
神秀的著名弟子是普寂、义福等四人。义福在神秀病危之际被邀入京,开元年间又受到唐玄宗的恩宠,尝随驾往来两京,735年卒,谥大智禅师。
普寂在神秀死后,唐中宗诏令他“统帅徒众,宣扬教迹”,死于739年,天宝元年(742),唐代大手笔李邕为其作塔铭,谓“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为万法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普寂谥号)之谓也”,可见当时的声势。
从神秀入京算起,这一禅系的领袖人物,高据两京,君临一切禅徒,加上时处盛唐,声势显赫,天下无与比伦。但是,北宗始终未能将全国禅众统一起来。禅宗新贵与不安于山林贫困的禅众间产生了新的斗争,奉神秀为六祖,就成了这场斗争的触发点。
首先发动这场斗争的是自称慧能弟子的神会(?—760)。
开元十二年(724),正当北宗炙手可热之际,他在滑台(河南滑县)无遮大会上与崇远法师展开了有关南北宗是非傍正的争论。他认为北宗的“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只有慧能得到了弘忍的“顿门”嫡传及其传宗信物“法衣”。天宝八年(749),神会入洛阳荷泽寺,继续非斥北宗,御史卢奕奏其聚众不轨,天宝十二年后,连续被贬弋阳(江西)、武当(湖北)、襄州(湖北襄樊)、荆州。安史之乱,付元帅郭子仪通令全国大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香水钱”,以助军费。神会在这一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神会有弟子孤独沛,开元二十一年,整理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已残),另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和其它《语录》残本。
神会还请名诗人王维撰《六祖能禅帅碑铭》,都正式把慧能作为禅宗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