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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佛教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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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史称他为“朗达磨”,以表示对他的反感。这时,韦。达那巾任大论,朝政由反佛的贵族大臣把持,达磨成了傀儡。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一旦发生,往往成为宗教斗争的重大口实。达磨即位不久,重复了这样的事件,反佛的贵族大①《西藏王统记》。

  ②《贝玛噶塘》第79品,转引自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页。

  ①《布顿佛教史》。

  臣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磨的诏令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不吉利的象征,要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要”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②由此开始了吐蕃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内容包括:停建、封闭佛教寺院,正在修建的一律停止,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用泥土封闭,小昭寺变成牛圈;破坏寺庙设施,如抹掉寺内壁画,许多佛像被扔到河里;毁烧佛经:镇压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一般僧人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归苯。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838年,止于842年,时间并不长,但对佛教的打击却非常沉重,在此后的百年左右,没有起色。西藏佛教史籍称之为“灭法期”或“黑暗期”,此前则名之为佛教的“前弘期”。

  公元842年,达磨在拉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自古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他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相互混战。各地将领拥兵自据,彼此争伐,原先的属部相继脱离吐蕃管辖。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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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云南历来是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原始宗教普遍流行,又各呈异态。自唐代建立南诏国(738—902),云南大体统一,东北与唐内地沟通,西北与吐蕃接壤,东南同中甫半岛诸古国相邻,既有长期的和平交往,也有不间断地战争隔离,在文化和宗教上,也受到这三个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南昭亡后,经过短暂的战乱,成立了大理国(937—1253),接受汉文化的倾向愈益强烈,终于为元朝所统一。元朝以来诸王朝的宗教文化政策,对云南宗教的演变也有很大的作用。

  从大理开始,云南就处在佛教国家的包围中。内地佛教可以从成都或交趾进入云南,然后经中南半岛同南亚诸国的佛教衔接起来:吐蕃佛教则直接进入云南西陲,又能沟通与尼泊尔、印度佛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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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与云南接壤的缅甸骠国,早在5世纪就有上座部佛教传播,约7世纪,这个教派从这里传进今傣族聚居地区,后来情况不明。11世纪下半叶,蒲甘王朝重兴上座部佛教,再次从今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形成润派佛教;又有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等地的佛教,形成摆庄派。1277年开始有傣文的贝叶经出现。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下嫁第19代宣慰使刀应勐,随来之僧团携带大批佛像佛经,并在景洪地区兴建塔寺。不久,佛教又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傣族中。除早期的润、摆庄两派外,后又形成多列、左抵两派,所用经典,系巴利语三藏的傣语音译本,重要部分有傣语翻译。此外,傣语和布朗语的佛教注疏和著述也不少。

  ②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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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密教传进云南比唐代内地还早。据邓川大阿阇梨段么墓记,唐贞观己丑年(629),一个名叫观音的,自乾竺率段道超、杨法律等50姓之僧侣来到大理地区,传播密印,南诏奇王之朝密教大兴,号为阿阇梨教。其中杨法律为印度人,被尊为阿阇梨教始祖。

  据传,840年来自摩揭陀的赞陀崛多,受到南诏王的崇敬。在鹤庆、越州等地传播阿阇梨教,创建三密道场,弘扬瑜伽。在9世纪来南诏游化的还有梵僧李成眉及其弟子禅和子等。872年,南诏王世隆(859—877)在弥勒造铁柱,于铁柱周围建寺庙,崇拜大黑天。事实上,阿阇梨教还带有明显的土著信仰色彩,特别是原始神祇和巫术等。

  大理建国后,继续崇奉阿阇梨教。这个王朝自段思平到段兴智,凡22主,其中7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所有官吏都必须是阿阇梨教徒。一些头面人物,也多以“观音”、“般若”等命名。阿阇梨教实际上成为大理国的国教。

  元朝统一大理之后,阿阇梨教转向民间发展,曾成为反对异民族压迫的重要力量。明初曾禁止这里的密教流行,后设阿阇梨纲司严格管理。清政府更迭下禁令,限制越严。最后,在儒学和藏传佛教及内地禅宗的冲击下,阿阇梨教逐步失掉本有的特色,趋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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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

  —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

  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

  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

  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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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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