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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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年代初，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不攘；若能攘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四期同学龙之章即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道，“……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1936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和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包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0月25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出其右；其二，杨又生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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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冬天，我家乡20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堂当时有300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1936年5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乌石山的学堂里，一次次在深夜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然后连夜赶路，将十几元、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地区“负责人”。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什么用途，更不知道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惟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30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动花样想批斗他，像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就动手，把那帽子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1939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字，都是古人的诗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道：“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1936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到50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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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