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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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癿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惟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1932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团“火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CC，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溃的势头吗？CC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椽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像蜂群一样地涌进西北。“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1万余人的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4千人也开赴到西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10余万精锐部队。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1936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道，“……10月，有3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3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囔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12月7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我在西安市惟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终于迫近西安，12月7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月10日清晨，枪械预示着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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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道，“……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蒋孝先，以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名义，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半夜，他和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随后，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曾扩情被关押进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　
　　特务处的王新衡10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像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像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赵龙文。随后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道。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