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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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学做社会新人，看几部革命戏新鲜新鲜还可以，但若是让他们一天到晚“革命”，那娱乐又在何处？不知节制地多演、滥演，观众如何不厌倦？顾月珍迫切追求进步，不愿搬演言情戏和老戏，业务也就日见清淡。不得已，母亲把未谙人事的儿女带上舞台，希望能以此吸引观众。
我演抗儿，随母亲来去，戏并不多。多的时间是呆在后台听叔叔阿姨们闲聊，才渐渐得知了“八年抗战”一剧的内容，也得知了我们家庭破裂的事实，得知了父亲像张忠良一样抛弃妻子儿女，另觅新欢。九岁的女孩混沌初开，善恶分明，随着出演抗儿，渐渐积聚起对张忠良的仇恨，积聚起对我父亲的仇恨。那天夜戏散场，母亲和孔嘉宾有事商议，我独自游荡于舞台与幕布之间，台下空空荡荡，台上冷冷清清，一盏晕黄的灯洒下了苍白和凌乱，我忽然想到了张忠良，心里堵得慌，就狠狠地用脚尖去踢沉甸甸的大幕。一位阿姨东张西望地奔上台来，牵住我的胳膊气喘喘地耳语：“后台门口有人寻侬。”阿姨拽着我出了剧场，遥遥一指，轻轻一推，抬头望去，路灯下有人向我招手。迟迟疑疑向前蹭，看清了看清了，那是我最亲切的身影，是我最熟悉的身姿。
我父亲！不，张忠良！两个念头同样尖锐地划过我的脑际，扯住了我的脚步。那手，仍在招，那人，仍在笑。那笑容月光下濡染得慈祥温煦。半年前，是他引领我走出死神的魔掌，生命的幽谷。一月延误，两度手术，才有我的小命。在我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时候，爹忙娘忙，只有珊珊代表他们来看我。小阿婆自觉延误了我的治疗，深感不安，每每向来医院探望我的珊珊询问，珊珊故意谎报病情严重，吓得小阿婆的脸拉成了苦瓜。有一天晚上，在我百般无聊寂寞难度的时候，房门轻轻地咔嗒一声，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笑脸：是父亲夹着凉席和毛巾被来陪我了。他笑吟吟地把席子铺在地上，说：“爹爹来陪侬，从今以后爹爹散了夜场就来陪侬。” 爹爹说话算话，从那夜以后每夜都来，一直陪到我出院。
就是这样一个好爹爹，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张忠良？我下意识地向前蹭去，父亲的笑脸像一团磁铁吸引我步步前行。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的父亲看见了广告，夜不能寐。他不能想象他的波儿星儿能粉墨登场去演抗儿。第二天，卸妆早，急急地赶来了，走进了剧场，观看了最后一场戏的最后几分钟，散戏后，他苦苦地守候在后门口。远远地看见了我，父亲柔声地喊：“阿波囡，我带侬去吃夜宵，再送侬回去，好不好？”
我则像是看见了现实生活中的张忠良，如被马蜂蜇了似的跳起来，冲口而出：“我不去！不去！侬是张忠良。”
他钟爱的波儿向他吐唾沫，鄙弃他的作为。
这就是一个破碎了的家带给每一个人的伤害。
第四部分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1）
新政权初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学习”等等，相继镇压了戏霸夏连良（沪剧）、张春帆（越剧），开除了杨敬文等人沪剧改进协会的会籍，文艺界历经了一系列运动的洗礼，并且无论哪一项运动都需文艺界配合宣传，都需要动员演艺界参加。这期间，“上艺”、“中艺”两团合并，同台共演就会有角色磨合、经济利益、福利待遇等问题，诸事纷繁，千头万绪，全体演员众目睽睽地盯着上海沪剧团的解团长。
解洪元是团长，副团长有邵滨孙、丁是娥、石筱英。旧社会曾有过六头牌携手盛极一时却因名旦争角而最终散伙的往事，1952年因政治原因少了卫鸣岐，因家庭破碎少了顾月珍，也即是当初的两个团重又走到了一起，是非与矛盾当然不可避免，但解团长希望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统领全团，以牺牲个人利益的让利与让角色为代价和稀泥。也许解洪元的灵魂里有很朴素的想法：只要我紧跟了，只要我付出了，党总会让我成为“公家人”的。虽然身份尚未转换，但他早已自诩共产党干部了，所以时时事事顾大局识大体，待人宽厚处处退让。那退让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呢？多年漂泊江湖的父亲从心底里渴望跟定一个好政府吃一碗安稳饭，因为演员毕竟吃的是青春饭！
从1949年以后，作为团长和名角，解洪元已多次自降包银了。在上艺沪剧团时，为了降包银的事，丁是娥和他闹过，但解洪元 “以子之矛击子之盾”，拿出了丁是娥刊登在《沪剧周刊》上要求进步的讲话堵住了她的嘴。这一次两团合一，争取到“民营公助”，距离正在兴起的“国营”性质只一步之遥了。工资自然要重新评议，合议的结果，三位副团长每日每人十元，团长按理至少应超过十元，但解洪元为作表率，定得与副手相同，并且在日薪十元的基础上再日减一元，每月减去30元，这等于自动降低了薪级。这样做自然很得民心，但也有人说他冒傻气。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说，薪金是艺术价值货币化的一种认定。后来的结果是，出让利益也并不仅仅是出让了钱，等到全国文艺界统一定级、靠级的时候，解洪元的起跑线就再也拎不上去了，永远无法再作横向比较。
1952年，国家文化部决定于国庆三周年之际，举办首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以体现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4月3日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所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参加会演的有23个剧种，1600余人，演出优秀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题材戏共82出。这样的会演确实体现了“百花齐放”，但体现“推陈出新”的“新”字比例就小得多了：只有十分之一的当代题材。而在这十分之一中，上海沪剧团竟有两台剧目入选。一台是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一台是从歌剧移植过来的保留剧目《白毛女》。沪剧素有以“西装旗袍戏”引领时尚的传统，但在年轻的共和国历史上她却在众多剧种之中无意间扮演了政治引领的先驱。把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搬上沪剧舞台，并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是由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创作研究室集体改编的。剧团的同仁们对表演这样一出山西农村题材的剧目没有信心和把握，尤其在角色分配上更是一道难题。经过团内的广泛讨论，解洪元团长决定：石筱英与解洪元分饰小飞娥与张木匠，丁是娥与邵滨孙分饰小飞娥之女张艾艾与意中人李小晚，筱爱琴饰艾艾女友燕燕。而在《白毛女》一剧中，筱爱琴与丁是娥分别饰前后喜儿，邵滨孙演王大春，解洪元饰喜儿之父杨白劳，石筱英演张二婶。从这张角色的分配表可以看出，让正当而立之年的丁是娥去扮演农村少女张艾艾，少了一份纯情与稚嫩；让三十又四的邵滨孙出演青年农民李小晚和王大春，却是多出一份成熟与遒劲。怎么办呢？剧团一合并，主要演员就多出来了，解洪元谁也不想得罪，万难之下那就只好得罪自己了。团长身先士卒，从正场小生退到老生，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手执权柄的解洪元，身上少一股杀伐之气，缺几分铁腕之力，两台戏的角色分配可以说是稀泥和出来的杂色拼盘。这样的名单报到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刘厚生一锤定音：“由丁是娥出演小飞娥。”丁阿姨自是喜出望外。三十啷当毕竟不是豆蔻年华，不能去争演艾艾，小飞娥虽是徐娘旦，却是主角，所以是正中下怀。请来电影导演执导《罗汉钱》，使丁阿姨获益匪浅。小飞娥徐娘半老却丰韵犹存，她俏丽、聪慧、泼辣，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留下的阴云，使剧中人物的性格显示出生活历练的丰富性，同时，这样丰满的戏剧角色也造就了丁阿姨，使她能淋漓尽致地施展艺术才华，让她的艺术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角色重新定位：丁是娥主演小飞娥，石筱英退而扮演媒婆五婶，艾艾一角由筱爱琴扮演。其间委屈最大的当是石筱英。两团合并前，她哪个戏都是主角，无论《大雷雨》、《秋海棠》还是《杨乃武与小白菜》，而且由于这样的戏观众如云，日进斗金，每月都能领到双包银。为求进步，追随革命，她掼碎了双包银；如果两团不合并，论地位，论声誉，小飞娥非她莫属，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要她去演媒婆五婶：一个彩旦，一个油嘴滑舌的丑角。若是解洪元的主张，她定然拂袖而去，可现在，这是共产党领导共同的看法，她怎敢违抗？更何况她的前夫是一个逃往台湾声称“要与蒋总统一起反攻大陆”的艺伶。在角色的问题上，她也是一步后退步步后退。事后证实，石筱英自演媒婆五婶起便一发而不可挡，接二连三的老太婆角色让她无可奈何，唯有长吁短叹。
事实证明，刘厚生的选择是颇有眼光的。当剧团离沪之前，潘汉年为剧团送行，剧团演出了《阿必大弹棉花》。一出戏以阿必大命名，围绕阿必大展开，但主角却不是阿必大。阿必大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童养媳。她的守寡婶娘绰号“毒夹剪”，斗败了俗称“雌老虎”的阿必大婆婆，她才能领着阿必大回娘家暂住几日。“亲家相争”是全剧的核心。阿必大由丁是娥的学生许帼华扮演，两位“亲家”分别由丁是娥和石筱英担当。
丁是娥当然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给领导演戏，肯定不是为了给领导欣赏和解闷，而是为了了解剧种的家当，角儿的功力。丁是娥出演“毒夹剪”。聪慧的丁阿姨当然知道，解放后再来演这个角色应当赋予她新的意义，亲家相争应该贯穿是非观和正义感，善恶分明，以正压邪才是正路。所以她把婶娘的性格处理成精明能干、锋芒毕露，同时却又善良得体、是讲得通道理的妇人。一个多小时的戏演得珠走玉盘，泉流深谷，激起了满场的笑声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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