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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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中国人在皇帝面前磕九个头。这是中国人必须遵守的一套普遍的礼仪。是哪位个人、在何时、在何种具体场景中去施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不得不谨守这套普遍礼仪，它制约着个人的行为。
索绪尔还举例说，我们以为每天晚上8∶25从日内瓦开往巴黎的快车总是同一列车，尽管列车的机车、车厢、乘务员及乘客可能不同。其原因在于，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特殊实质，而只是它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是由它与其它列车的关系确定的。即便它晚点发车20分钟，只要它与7∶25和9∶25的列车的差异存在，它就仍然是8∶25的列车。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正是要寻找这种形式上的同一性。以为获得了这种同一性，就弄清了文学的奥秘。
第二，文学同其它文化形态不同的是，它不仅象语言一样有结构，而且实际上正是由语言构成的。基于这一点，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与语言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乐意把文学当作自己的语言学试验场。
第三，文学与语言有一种特殊关系：文学总是关于语言的，总是对于语言本身的性质的独特显示。人们称伟大的作家、诗人为“语言大师”、“语言巨匠”，正是出于他们对语言的卓越贡献。文学比语言的其它功能都更为重要，因为它能真正使我们明白语言的性质。
可见，结构语言学在三方面与文学有关：符号系统（文化）、物质构成参（语言）和主题（关于语言）。
这一认识不无道理，它可以清扫结构语言学进军文学时可能遭遇的障碍。但是，这一认识又难免有其偏颇处。例如，它抛开文学的特殊性而单寻普遍性，这样获得的文学特性是不全面的，容易“见林不见木”。
参 见杰弗森和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95—96 页。
结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思想成为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这里只简述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命题。（1）语言结构和言语。索绪尔把“语言”（language）分为两种成份：语言结构 （langue）是一套既定的语言交际规范系统，言语（parole）则是这一系统在个人的具体交际行为中的体现。语言结构是语言交际中无形的而又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赋予言语行为以意义。因此，关键是把握语言结构这一“深层结构”。（2）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成分：语音形象，即能指；概念内容，即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但又是约定俗成的。这表明，符号与外部现实并无必然联系，它并不直接参照或指向现实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点，结构主义把文学当作与现实相独立的符号系统去研究。（3）关系。语言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系统，它的任何一项要素的意义都只能在关系中确定。而这种关系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方式是对立 （二项对立或多项对立）。重要的是找出关系中的基本要素，并按对立模式加以重新排列，以便获得关系模型——支配符号系统的普遍逻辑程序。这一点是结构语言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最为独特的贡献，也是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并不十分丰裕的实绩所在。（4）历时性和共时性。历时性指语言的历史演变特性，共时性指某一时代内语言的稳定特性。前者显出变化、发展，后者体现稳定、秩序。结构语言学为追求确定的严密的科学，所以宁愿抛弃历时性而只问共时性。因而它的特点就在于：从混乱无序的时间流中寻找共时的稳定秩序。
结构主义诗学
从结构语言学理论出发去研究文学，就出现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独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形态—结构主义诗学。
结构主义诗学仅仅是影响广泛的结构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列维—斯特劳斯作为兴起于五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运动创始人，自然也可以看作结构主义诗学的创始人。但在他之前，俄国形式主义 （1915—1920）、捷克结构主义（二十年代），尤其是雅各布逊、普罗普等，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而在他之后，则有法国人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热奈特、布雷蒙德等从事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由于他们的努力，结构主义诗学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诗学流派之一。
结构主义诗学内部还可以分出几个分支：叙述学、符号学和文体学。当然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常常难以分辨。
运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文学，发掘文学内部的深层逻辑程序，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个主要特色。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实例作简要说明。
童话与功能
童话，是西方文学中灿烂夺目的奇葩，历来为中国读者所喜爱。那么，结构语言学在这个领域能对人们的阅读提供什么新鲜感受呢？
俄国学者普罗普于1928年出版《民间故事形态学》，确实为人们理解民间故事尤其是童话提供了新的门径，“向适合于小说艺术的‘诗学’迈出了一大步”（霍克斯）。
普罗普的新方法在于：从结构语言学模型出发，不是考虑某部童话故事，而是研究童话故事总体，找出其普遍适用的逻辑程序；同时，着重确定故事内的“功能”及其语境关联，即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普罗普看来，只要找出这些功能及关系，就可以理解整个童话故事的总体秘密。
运用这种方法，普罗普认真分析了一百个童话故事，发现这些故事虽然表面上纷繁复杂、变化无常，但实质上都受到一个永恒不变的深层结构的制约。他认识到，童话的特征是经常把同一种行动分配给各式各样的人物。这样我们有可能根据故事中人物的不同“功能”来分析童话。“功能”这里指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在童话中，往往“功能”数目极小，而人物数目极大。也就是说，恒定不变的少量“功能”却可以推演出丰富多样的人物行动。所以，普罗普相信：“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绘；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民间故事形态学》）这就必然引导出如下结论：任何童话在结构上都是同质的。结构主义诗学感兴趣的，正是发现这“千篇一律”如何支配着“千奇百怪”，具体讲，恒久不变的“功能”如何推演出丰富多彩的童话故事。
普罗普总结出三十一种“功能”。例如：（1）一个家庭成员不在家；（2）主人公听到禁令；（3）反面人物试探；（4）反面人物欺骗；（5）主人公上当受害；（6）帮手出现；（7）反面人物被制服；（8）主人公获救；
……
这些“功能”如何实现，由谁来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童话之中。所以，就结构而言，所有童话都属于一种类型。
那么，普罗普的这种观点及其方法是否有效呢？我们不妨以格林童话集中的名篇《狼和七只小羊》和《小红帽》为例略加讨论。
老母山羊要去森林里找吃的，这符合功能 1：一个家庭成员不在家。行前，母山羊对七只小山羊说提防狼欺骗，这符合功能 2：主人公听到禁令。果然，老山羊刚走，老狼就来敲门，这符合功能3：反面人物试探。老狼的初次试探失败，就设计装假：吞吃面粉使声音柔和，以及涂上白面粉使黑脚变白。这符合功能4：反面人物欺骗。这一欺骗行径奏效，小山羊误以为母亲回来，便把门打开，谁知却被狼一一吞吃，仅剩一只藏在钟壳里。这符合功能5：主人公上当受害。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转机出现。
母山羊以“帮手”的面貌回来，这符合功能6：帮手出现。它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剪狼肚皮，救出小山羊，又把石头填进狼肚缝好，使其去井边喝水时落井淹死。这符合功能7和功能8：反面人物被制服，主人公获救。
显然，《狼和七只小羊》是完全符合普罗普制定的“功能”的。《小红帽》也几乎丝毫不差：（1）一个家庭成员不在家：小红帽受母亲派遣去给祖母送点心；（2）主人公听到禁令：小红帽被告知不要离开大路和东张西望；（3）反面人物试探：狼与幼稚的小红帽搭话，打主意吞吃小红帽和祖母；（4）反面人物欺骗：狼诱骗小红帽采花迷路，自己先扮作小红帽吞吃祖母；接着伪装成祖母，骗吃小红帽；（5）主人公上当受害：小红帽和祖母先后被狼骗吃；（6）帮手出现：猎人前来搭救；（7）反面人物被制服：猎人调计剪开狼肚皮，又把石头填进去，狼倒地死去；（8）主人公获救：小红帽和祖母都被猎人从狼肚里救出，小红帽吸取教训，与祖母一起战胜了另一只狼。
从这里可以看出，同样的“功能”贯串于不同的故事之中。童话故事的角色、情切、场景等可以变换，但“功能”却是不变的。普罗普的上述理论和方法，确实为我们阅读外国童话故事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它使我们明白，童话世界虽然奇彩纷呈、千姿百态，但并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凭借语言学科学去“破译”的。正是结构语言学，可以使童话万变归宗，百川汇海，一切都纳入恒久不变的“功能”结构去阐明，从而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心灵的本质与文化的普遍特点。
不过，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不少民间故事、包括童话就不能被那三十一种“功能”妥贴地概括。更重要的是，正如他的后继者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研究诚然富于开创意义，但忽略了故事结构中至关重要的“二项对立”。
神话与二项对立模式
外国神话同样是一个奇妙无比、变化多端的世界。即便是同一个故事，如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神话系列，在漫长时期的流传过程中，就往往形成若干不同版本。而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立场去研究，就往往得出彼此不同的结论。这样，神话就由于其纷坛复杂而笼罩上一层迷雾。
结构主义诗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相信，结构语言学的二项对立模式可以驱散神话世界的迷雾。
神话难道真的是变幻莫测的吗？列维—斯特劳斯在普罗普的童话研究启发下认识到，神话与童话一样，一方面“没有逻辑”，“没有连贯性”，“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发生”，但另一方面，又具有“相似性”和稳定性。而这种相似性和稳定性正可以由神话的语言性去说明。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语言本身具有明显的同一关系：神话要为人所知，必须被人讲述，因而它是人的言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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