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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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
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
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
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
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
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
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
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
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
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
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
”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
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
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
。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
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
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
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
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
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
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
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
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
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
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
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
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
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
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
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
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
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
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
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
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
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
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
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
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
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
一失了。”
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
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
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