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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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20日，赫鲁晓夫召见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的决定。这时节的赫鲁晓夫正被古巴导弹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对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书如此关心是颇耐人寻味的，也许这正是这位领导人在紧张中寻求镇静的一种奇特方式吧。不管怎样，这本难产的小说终于得以问世了，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这个时候，连索尔仁尼琴本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当他应邀到莫斯科去校对稿子，终于看到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终于变成毛边大样，不禁失声痛哭。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九千四百本，后来杂志出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八十万册。小说发表仅十余天，《文学报》、《消息报》、《文学与生活》、《星火》等报刊就陆续刊登了一些文艺界名人的文章，对小说表示热情的赞扬。
小说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索尔仁尼琴的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中旬，索尔仁尼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不用申请他就自然的成了作家协会的会员，还差一点获得了1964年度的列宁奖金——如果成为事实的话，会是十分有趣的：把一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奖金授予后来的苏联政权的敌人。
据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也许是出于疏忽，这位第一书记把这本书的作者也称着伊凡·杰尼索维奇。赫鲁晓夫还在中央全会上公开了当初讨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时许多人不置一词的经过。显然，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当然，由于赫鲁晓夫的赞扬，这本书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高。那一次中央全会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了两本书，一个是全会的材料，另一本是第十一期的《新世界》。有几千本本来是准备在莫斯科零售的杂志也被紧急调运到会议的服务点，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奇观。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当特瓦多夫斯基把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第一圈》送给列别杰夫，试图再走一次上层路线时，他得到这样的回答：“您还不知道谁现在很不满意而且后悔让《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了！”后来的材料证实，赫鲁晓夫曾向一位退役将军诉过苦，他说：“你要知道索尔仁尼琴让我触了多少霉头就好了。今后我可不再干这些事情了。”显然，由于下令出版这本描写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他受到了政敌的责难，而且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件事向他发难。
赫鲁晓夫的后悔已经有些晚了，两个月之后他就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一个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接替了他的总书记职位。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索尔仁尼琴一时处于难以形容的尴尬境地。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有过这种庇护吗？），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无论索尔仁尼琴是否承认这种“庇护”，他的命运是同赫鲁晓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于1974年2月被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二十年之久。
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如果没有赫鲁晓夫，或许索尔仁尼琴永远都只会是梁赞市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然而，有人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咎于索尔仁尼琴，这是荒谬的。赫氏的下台是苏共政治斗争的结果，一个作家远没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失去赫鲁晓夫的庇护对索尔仁尼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无可否认，后来作家遭遇的一系列迫害都是失去这种庇护的结果。但是，如果赫鲁晓夫长期执政，索尔仁尼琴还能成为一名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吗？很难。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必须永远对自己的恩公感恩戴德，否则在良心上会有愧的。他的大多数直接批评苏联政治的作品都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才在国外发表的。如果赫氏不下台，也许，他也许会像肖洛霍夫和巴巴耶夫斯基那样成为一名享受特权的文人，甚至最终会像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那样被拉进领导层，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生命也许早就终结了。
作为苏联体制改革先锋的赫鲁晓夫的下台导致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停滞僵化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无疑是苏联政治的悲剧，但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既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又是一次创作生命的再生。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个牧童出生的第一书记对于文艺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做过的蠢事足以抵消做过的好事。他对于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的特殊照顾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个他在不经意间抬举起来的作家后来终于成为苏联政权的掘墓人之一，这才是历史给予的最大讽刺。
张晓强著：《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先审后斩”与战争逻辑
？ 杨忠民
有书载二战结束不久的一桩轶事：1946年，梅汝璈先生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抵达东京。在一次宴会上，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与在日考察的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一道将一把宝剑赠予梅汝璈。梅先生双手接剑，谦虚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回答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此言，梅先生抽剑出鞘，激昂慷慨：“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意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
今天来读这段文字，颇让人生出一些想法。梅先生早年便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赴日时已是国内最具声望的法学家之一，又任中华民国立法院委员，有着这样的背景，他当然懂得作为一个理性的法官应有的中性立场，而在审判前在公开场合向社会公众表明定要严惩被告人——哪怕这些被告人的的确确是十恶不赦的战争元凶——也不能不说有先入为主、审前预断之嫌，从而倾斜了法官的公正立场。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美国影片《纽伦堡审判》中那位由史宾塞·屈塞扮演的美国大法官，平时一脸冷峻如岩石，于公众场合对即将开审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们所犯罪行的案件绝不表露态度；即使在庭审中观看作为战犯罪证的纪录影片时，面对着达豪集中营里那些残酷到令正常人无法直视的镜头，也不过是紧绷嘴角，沉默无语，眼镜片后眯缝着的眼睛里偶有愤怒的寒光，也一闪即逝。然而，一俟审理结束，在庭上宣布判决时，大法官则仿佛沉眠多年的火山骤然喷发，激情奔涌，倾泻千里，滔滔宏论，滚烫灼人，把平时读起来不免生硬的判决词，挥洒得淋漓尽致，一字一句撞击听者心房，叩响耳鼓，余音久久不绝。历史真实中的那位法官是否如此，不敢妄猜，但我以为，在史宾塞·屈塞出色演技的背后，显然是以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对于一个理性法官的完美要求——理性远离激情。这样说，并非有意贬低了中国的梅先生。实际上，如果将审视的眼光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溯到梅先生所处的彼时彼地：堂堂中国人持剑东瀛，面对双手沾染三千五百万同胞鲜血的恶魔，若不拼全力迸发出誓斩凶顽的怒吼，这种理性的冰冷或许倒是令人齿寒，且多少令人生疑的。倘若我们能够忽略这一可以理解的瑕疵，那么，凸显于眼前的，倒是梅先生那与热血激情同在但却足以清醒表达一个法律人之理性的两个关键词：法制时代，先审后斩。
战败者成为胜利之师的阶下囚，大抵是数千年人类战争史循环上演的一个个结局。尽管胜利者与战败者的道德位置有时完全与战争的胜负无关，但是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胜利者们——反法西斯同盟国——始终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失败者们——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犯——却是一群人神共愤、天下人皆可得而诛之的刽子手，却最是无须置疑也不容置疑的。然而，这种明显的反差并不妨碍梅先生依然喊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在梅先生看来，战争罪犯们固然该杀，但胜利者却不能凭借取得的强势权力和道德优势不经审判便开刀问斩。只有经由正当的司法程序，以“看得见的正义”之手拉起绞索，竖起断头台，才能实现经得起历史追问和敲打的正义，才能使斩杀表达出真正的道德胜利。换句话来说，法秩序中所追寻的公平与正义，与胜利者们是否握有强势权力和是否立于道德的制高点并无太大的关联。
其实，这样的理念不惟梅先生所独有。早在1945年1月，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就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在当时的情势下，尽管有条件无须审判便可处死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罪犯，而且这样做有明确、迅速处理问题的优点，但是，“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使用法律手段。在审判之后，宣告这些罪犯有罪，才能进一步最大限度地赢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的支持，并且赢得历史的尊重。除此而外，使用这种法律手段，还还将使全人类在未来的岁月里，能获取研究纳粹罪行与犯罪程度的真实记录”。〔2〕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下，经过诸同盟国的合力推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得以产生，纳粹法西斯战犯们才得以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则坚持认为盟国完全可以不经审判便即时枪决战犯，并以其一贯果决的态度将之迅速付诸行动。有资料显示，英军曾在邱吉尔的指示下组成秘密的特别行动小组，常常不经审判便将一些劣迹斑斑的纳粹分子秘密枪决。而这一行动甚至延续到战后。
我毫不怀疑，这些纳粹分子之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