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 闭庵质奔渖系慕裘芰樱谷嗣窍嘈旁诟孔〔粤乃瓷希拥耐斗啪褪抢匪驮斓淖詈笠换贰欢驹谖拿饔肜硇缘牧⒊。源看馊说乐饕宓难酃饫瓷笫樱诓坏绞种邮奔淅锉慊倜鹆耸蚱矫裆牟锌崾率得媲埃庑┍缃夂纹洳园祝纹浞αΑ�
其实，对正义者的“不择手段”，无论后人是指责抑或辩解，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脚踏上战场，就很难挣脱战争逻辑的羁绊。而当战争尘埃落定，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正义的胜利者们是否终结战争的逻辑，抑或还将循着战争的逻辑前行？
正义的胜利者们依然是可期待的，因其胜利，更因其曾有的正义，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收拾残破的山河，平复民众的创伤，带来久违的和平。不仅仅如此，还应当彻底终结战争的逻辑，把一个曾经任由暴力肆虐枪杆横行强权无忌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回归到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和平”。仅仅归结为“不战”显然不够，只有立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上，和平才是稳固的，才具有最高和永恒的价值。当然，回归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现实的体现，就是应当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中处置纳粹法西斯战犯。
但是，每一次战争都仿佛如迷失人性所引发的精神癫狂。大病虽渐愈，却不免留下诸多后遗症——最为可怕的便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胜利者们无法刹住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刹住战争逻辑的快车，依旧迷恋暴力，崇尚暴力，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为自己的意志开路，如同在战争中蔑视一切约束法则一样，不屑于回归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从邱吉尔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可以“不经审判，即时枪毙”或曰“不审而斩”的主张里，多少可感受到此种后遗症的存在。邱吉尔是出了名的为民主法制竭力鼓吹的人，之所以提出“不审而斩”是颇令人奇怪的，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暴风般的复仇情感淹没了理性，实在是欠缺说服力，而最能成立的解释是：战争的逻辑使然。
斩杀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在战场上对纳粹法西斯们大行斩杀，于正义者而言，的确有着正义的依据。但是，正义者们依凭暴力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一种错觉却可能在战争逻辑的惯性下产生：正义必须由暴力来肯定，正义必须依附于暴力。此种错觉的进一步延伸便是“有暴力即有正义，有强权即有公理”。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的斩杀，本身已然有着天然的正义，已然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何须要获得法秩序的许可？
然而，当和平降临，战争暴力隐退，即使刀枪未必锈蚀于库中，战马未必悠然于南山——军事暴力依旧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角却必须由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司法暴力所扮演。而在法秩序的架构中，司法暴力——军事暴力亦无例外——却必须绝对置于法的威权之下，如此才能获得自身正义的依据，也才具有正义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暴力之所以正义，根源于它受法秩序的支配和对法秩序的服从，而绝不是相反。如果将暴力凌驾于法的威权之上，暴力将丧失正义的依据，每一次斩杀，只会是对法秩序的一次反动；而所谓的“正义”，则将沦落为暴力的奴仆，惟一的功用不过是在每一次斩杀后为暴力擦拭血污。
国家（或国际社会）对于司法暴力的发动，必须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是法秩序的一条铁的规则。那种“不审而斩”，无论怎样自诩为正义，其实是不择手段使用暴力之战争逻辑的延续。如果说，在战场上与强敌以命相搏之时，正义者难以顾及斩杀的规则，即使国际社会公认的战争法则也无法束缚，尚有可以宽宥的理由，那么，在强敌已经丧失了继续暴力的可能而成为阶下之囚，依然不择手段将其斩杀，便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种暗夜下操起的刀斧，没有经过法的程序的检验，缺乏法律在形式上的允准，人们无法观察到其应当具有的合法的表征，正义与否其实是无法判断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审而斩”作为不受法律制约的“司法”暴力，其实只会异化为一柄可以四处挥舞任意斫杀的专制利斧，无论掌握者曾经如何地正义。
事实上，“不审而斩”作为一种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极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是极为短暂细弱的，和者无几，且瞬间随风而逝，几乎没有掷下更多的回响。然而人们的确听到过它，非但如此，还听到它发自于与纳粹法西斯顽强抗争的邱吉尔先生之口，这就让人们无法不感叹战争逻辑惯性的强大，也无法不对它曾经预示的巨大危险可能感到心悸。说来很有意思，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时逢英国大选，在抗击纳粹法西斯的战争中功勋卓伟的邱吉尔落选了，让出了首相的位子。一种传统的说法是，选民们认为邱吉尔在战争非常时期过于专横独断，如若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领导国家，有可能危害到英国的民主制度。倘若我们联想到邱吉尔先生“不审而斩”的主张，无疑会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
如果说，“不审而斩”是对战争逻辑的一种延续，那么，胜利者们终结战争的逻辑，回归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首先便是用“先审后斩”开启的。就二战而言，这个开端的基石，则是由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两次大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牢牢安放在焦土和废墟上的。虽然直至今天，对于这两次大审判的某些问题（例如，适用法律是否“追溯既往”；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审判是否符合司法管辖权，以及审判是否彻底，等等）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个审判而言，它向世界所展现的至少是截然不同于战争逻辑的公平和正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针对二十一名纳粹头目的第一次纽伦堡审判中，有几个重要的数字：自审判开庭至最后判决历时二百四十八天；“有三十三位证人到庭，因起诉受到法庭盘询；有六十一位证人为十九个被告的辩护作证；另外还有一百四十三个证人通过询问而为被告的辩护提供证词；整个审理过程和记录均用了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每天，法庭都根据起诉方成员和被告方所有律师的要求，提供其需要的语言的审判副本。单是英语的诉讼副本就多达一万七千页。在准备审理期间，在盟军获取的德国文件中，有多达十万份文件被查看，其中有大约一万份文件被挑选出来，作为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文件而被重点审查。在这些文件中，约有四千份被翻译成了四种语言，并在审判时全部或部分出示。”〔10〕
有人曾质疑审判程序是否过于苛刻，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回应说：“法官们将调查证据，并得出一个独立的决定……（审判）不应该是政治迫害……我不同情那些人（比如，那些可能的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审判，那么，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审判。”〔11〕
比如，在东京审判中，由于运用的是英美法的审判程序，日本律师较为陌生，法庭因此给每一被告指定了一至两名高水平的美国辩护律师〔12〕。而法庭对于控诉证据的真实和具体要求则极为严格。至今常被提及的一件事是，“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审判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动用如此严格”，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以致发出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13〕
比如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先审后斩”——戈林等二十二名德国纳粹战犯和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法西斯战犯，分别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被法庭判决有罪并被判处极刑；也看到了“审而不斩”——不少被告人虽判有罪但只处以长短不等的监禁；还看到了“审而无罪”——有些被告人被法庭宣布无罪从而获得自由……
我们很难想见，“不审而斩”能够给予纳粹法西斯战犯们如许的辩护权利。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纳粹法西斯是敌人，而敌人只是应予消灭的野兽，绝非什么享有充分权利的被告。难道斩杀豺狼还要听听它的辩白吗？也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会如此苛求于证据的真实和具体。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一切不服从“我”的意志抗拒“我〃的意志的就是敌人，而敌人有罪还须证明吗？同样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之下居然会出现“审而不斩”甚或“审而无罪”的结局。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对敌人应当毫不留情、不择手段地“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有这样一件事：1920年1月，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经发布过一个废除死刑的法令，这对于那些被判有罪并且即将被斩杀的“敌人”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是，“这个法令是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要想彻底消灭“敌人”仍然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全俄肃委特科主任雅戈达立即下发一个秘密通令，指示“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即死刑）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于是，在废除死刑的法令下达之后，一大批“敌人”仍然被斩杀，“……在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14〕
历史渐行渐远。今天来翻检二战后的“先审后斩”，却依然能触摸到这笔遗产的温热，体味到它的珍贵。时至今日，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战争的逻辑依旧徘徊于我们周围。人类是否可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从每一次劫难中增长了更多的理性。当年道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的梅汝璈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此言极是。或可再补充一句：胜利者们若不终结战争的逻辑，亦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邱吉尔先生曾被人们比喻为猛狮，一头敢于面对希特勒怒吼的猛狮，而每一个正义的捍卫者何尝不是如此。问题在于，如果除去了必要的束缚，它们是否也会对着人民咆哮呢？
注释：
〔1〕引自齐家莹编著：《清华人物》，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10〕〔11〕参见林正编：《雄辩之美》，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4页。
〔3〕〔4〕〔7〕〔8〕〔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2、12、13、13、12页。
〔5〕（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页。
〔6〕参见（英）邱吉尔：《思想与经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12〕〔13〕参见刘洪波：《胜利者的审判》，载《书屋》2001年第1期。
〔14〕见（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