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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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没有那种与官方对立的思想意识传统，没有民间传播的渠道，独立支持的坚卓者一向是罕有的。因此，地下文学的资源也就十分贫乏，令人痛惜。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不愧为中国文学的精魂。仅举《无梦楼随笔》为例，其分量，就超出了所有“学者散文”的总和。一部当代文学史，如果缺少关于地下文学的记叙，肯定是不完整的，而且是虚伪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个叫作“四人帮”的上层集团，在一个早上顿时消失了。庞然大物的粉碎声，震响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欢乐和希望教人晕眩。官方文学一直趴在地上呆望，一批知青创作的诗歌和小说，则从它的背后悄悄冒出头来，迅疾地走到前面。在一个被外国人称为“北京之春”的一九七九年前后，民间刊物空前活跃。伤口暴露了。此刻，痛定思痛是如此自然。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在一种新的时代氛围里，散文来不及形成它的抒情品格，却由报告文学和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和直白的形式，暴露落在记忆之上的巨大的黑暗。在回顾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状况时，著名作家伯尔指出：“文学一旦越过边界，在其撤回的途中，当然要受到曾给它鼓励者的阻击。在回来的路上，它发现拍肩膀者，那自然是由社会建立的边防军。边防军期望，文学给人以安宁，因为目标确已达到。然而目标永不会达到，文学也永不会给人以安宁，因为文学不承认正在发挥作用的或者已经发挥作用的自由，是自由本身。”他一再强调，“艺术誓越雷池，她不知道什么叫安宁，她不会给人以安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安定团结”压倒一切。关于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鲁迅所说的“文艺和政治的歧途”呢？但是无论怎样，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开始了。
一批诗歌，小说，电影，戏剧受到了批判。“向前看”与“向后看”，“歌德”与“缺德”这种老调子很快有了新的变奏。连巴金的《随想录》——其实远不是一部深刻的书——也因为良知的发现，遭到某种舆论势力的责难。这位老作家，只要求“说真话”而已。但是，他坦率承认：“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此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多为官方所承认，但是，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到底谁之罪？这是不许追究的。这种奇怪的现象，用左或右的一套话语加以解释，好像都不可思议。可以见到有一条联合阵线，极力阻断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主张遗忘。他们设法破坏事件中的残暴和痛苦的新鲜感，模糊迫害与受辱所由发生的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掩盖人们的生存实况，力图诱导乃致强迫人们在无权者的位置上相信已经拥有人的权利和尊严。有意思的是，德国对待“废墟文学”的态度与此极为相似。伯尔写第三帝国，写战争，写战后所见，作品总是很难发表。他被告知，社会不需要“废墟和饥饿”，要的是“光明和安慰”。他十分愤懑地控诉道：“人们似乎并不要我们为战争负责，为一切都夷为废墟负责。人们怪罪我们的显然是我们看了，一直在看，我们没有把眼睛蒙上……我们认为，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难道我们真的要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吗？”一个不敢记忆，不敢言说，不敢争论，也不敢做结论的时代，是失去判断的时代，也是逃避责任的时代。好在人类的良知难以泯灭，就像老子说的“柔弱胜刚强”，它从深部召唤“非权力意志”，从德国到中国，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为恢复集体记忆而作顽强的斗争。
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两个强势集团崛起于中国文坛：一个是“右派”集团，一个是知青集团。两个集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有过一段受难史。“右派”曾经是公开的敌人，关于“平反”的决定，使他们获得了美国哲学家范伯格说的那种“摆脱的自由”，但还不是“自为的自由”。“摆脱的自由”，已经使右派作家满怀感激之情，正如邓友梅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感到了创作自由的喜悦”，“只怕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运用自由”。自由过剩的体验，给恢复期的文学涂上一层轻信的、浮浅的、夸张的色彩，泛着美丽的泡沫。右派作家群是一个耦合集团，他们对大集体——哪怕是受难的集体——有一种归属感。平反无形中取消了原来的集团，他们为了安全感和补偿的需要，而以加倍的精神粘合剂，迅速进入新集体。“解放”就是“回归”，依附意识是明显的。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根本不存在任何与之决裂的可能性。他们使用的一样是“十七年”的历书；对文革这个其实远为复杂的历史事件，一样把它作为闹剧和悲剧进行简单化的叙说；一样编造关于“娘打儿子”的寓言进行说教。约翰·迪金森在其著名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中劝告道：“让我们像听话的孩子那样守规矩，虽然受到了亲爱的双亲不该有的殴打。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父母诉苦；但是同时让我们用痛苦而尊敬的语言来诉说我们的委屈。”的确，这是合乎当时既定的宪法的论点，是殖民的语言，事实上证明它是保守的，过时的，后来也就很快被革命－民主的观点取代了。右派作家居然用类似的语调诉说自己在新时代的委屈，诉说自己的受造感，依赖感和幸福感，这与《国际歌》——国际共运的先驱精神的一种通俗而形象的表达——关于“没有救世主”的说法相去何远！这些右派作家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是共和国的——灾难时，往往翘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者习惯按比例分配光明与黑暗的布局，甚至自始至终通体光明，从来不曾表现过在政治异化过程中的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和痛苦感。其实，生存的勇气正是表现为对这一切的反抗。他们深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总是力图使自己最后成为历史主体——一个看不见的却由来存在的庞大的集体，例如“阶级”或“人民”等——的化身。对于这些拼凑的幻影，他们不但不因苦难的历程而对之有所质疑，相反依靠它们的映衬和共同的结合而使自身变得强大有力，完成一次梦想已久的精神凯旋。
右派作家开始便把再创作的起点，局限在体制之内，主流意识形态之内；那是弥合的，修补的，大团圆式的。一切苦难，仿佛通往此刻便即行停止衍生和深入；他们把即时看作是苦难的终结，其实也即历史的终结。对于右派作家，这里存在着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人思想之间的“理性合约”问题，存在着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从创作实践来看，事实上，前者仍是主导的。结果，一个吃掉另一个。
苏俄著名歌唱家、歌剧演员夏利亚宾一九二二年离开故土定居法国。苏俄官方一方面称他为人民公敌，戴上资产阶级的罪名，另一方面又积极邀他回国，并且答应归还他的被国有化了的房屋和别墅。斯大林还特意让人给他带去口谕：“让他来嘛！我们给他房子，给他别墅，比他原来的好十倍！”他听完，嘟嚷着说：“谁会把死人从坟里抬出来？”后来又说：“你们要归还房子吗？你们要归还别墅吗？……可是灵魂呢？灵魂你们能交回来吗？”对于右派作家来说，他们的灵魂是什么时候失去的？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七年？还是更早一些时候？当灵魂交回来以后，还是原来的灵魂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犹太知识分子永远活在受难的途中，从不放下沉重的十字架。著名学者阿伦特也是犹太人，在纳粹的劫难之后，她提出一个“自觉贱民”的概念。按照她的定义，自觉贱民“是那些勇敢的精灵，他们试图使犹太人解放成为他理应成为的那样——允许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进入人类行列，而不是允许模仿非犹太人或者有机会扮演新贵。”她例举的自觉贱民作家，有海涅、卡夫卡、本雅明等。的确，这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他们卑贱，然而高傲；他们受难，但是决不逃避自由。对灵魂的凝视，使他们变得纯洁，深刻，坚忍不拔。中国的右派作家，则很少有人持“自觉贱民”的立场，肯定自己的“贱民”身份，宁肯被孤立，也要拒绝一切把自己看成“特例”的企图；相反努力争取成为特例，使自己从苦难中脱身而出，拒绝忏悔，拒绝自我谴责，因为即使作为受难者，也很难排除罪恶的渗透，甚至可能成为同谋。
然而，其他的中国作家又如何呢？
忠实于记忆谈何容易。记忆不是实体，记忆是可变化的。多少往事已成逝水，当通过追忆记录下来之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一个作家，只有在当下仍然处于对现实问题的介入，也即是说，尚未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脱节的时候，其记忆才是可靠的，才可能富有活的思想，感染力和启示力。划出历史禁区，莫谈往事固然是记忆的死亡，而失去痛觉的一般化叙述，显然是记忆的另一种死亡。何况就语言本身来说，当它为个人所使用时已经不复纯粹。这个时期，在巴金，胡风，孙犁，汪曾祺，王蒙，贾平凹等人的评论和随笔中，我们都可以读到流行于“文革”中的语言，为英国作家福斯特所称的那种“杂交的官方用语”。也就是说，像“四人帮”这样的权势集团，仍然得以主人的姿态，活在我们的文本中。
由此可见，文学语境已经被破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今天，必须为恢复文学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在语言的障蔽里，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全部秘密，生活备受侵犯而无力自卫，我们的心灵没有自由栖息的地方。
八十年代中期，经济迅速复苏；随着现代“种姓制度”的废除和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运动的中止，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全国性的思想批判运动仍然时有发生，如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再次的“反自由化”等。周期缩短了，强度减小了，像从前一样的恐怖局面却未见形成；顶多是有限的几个极左人物，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恶作剧般冲着观众装扮一下鬼脸罢了。不过，也不能说恐吓全无效果，至少在知识界，关于人道主义与民主的议论风气开始低落，沉痛和义愤被冲淡了许多，政治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西学”本来是改变中体的利器，曾几何时，变成了学者炫耀的资本。美学，文化学，方法论的热潮相继高涨，“为学术而学术”，“艺术至上”，“纯诗”等等理论和口号应运而生。在创作界，如果说“朦胧诗”已经偏离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