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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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分化变得明朗起来。多年来,刘宾雁一直在“干预生活”的道路上孤身前往。至八十年代中期,一群年轻的追随者,也都争做“忧天倾”的“杞人”,把笔锋指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阴暗面”。他们往往不取解剖典型的方法,而喜欢占据高地,作全景式俯瞰。此时,报告文学以“大”为题者甚夥,颇有点地毡式轰炸的味道。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防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个集子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其他的杂文家也都陆续地起来,只是略输文采;正如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一意注重事件过程或信息量,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显示了中国文学的风骨。我们不妨以此视作八十年代散文的一种特殊贡献,因为骨质太重要了。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家和读者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所谓散文,是用于叙事和抒情的具有适度篇幅结构的温和的文体。如此看来,鲁迅一生只写了有数的几篇散文,收在《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算不算散文还是形迹可疑的。对于朱自清,《论气节》一类也不会计算在内,只能由《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组合他的散文家形象。杨朔是依照“形散神不散”的艺术原则编造他的散文的,所以被普遍认作散文的正宗。散文成了“单向街”。这种文体观念是十分有害的,虽然真正的作家不会为形式所囿,但是,普遍的认同感,仍当引领散文写作通过对传统模式的寻认而盲目追随。作家也是“追星族”。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群散文作家,他们的写作,基本上延续了六十年代的线索,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倒是有两个人以旧为新,表现出一定的特色,就是汪曾祺和贾平凹。汪曾祺恢复三四十年代自由写作的路数,以恬淡而不失明丽的文笔,抒写一种人文情思。贾平凹走得更远,简直回到古代去,故作玄奥艰涩。两个人都是“水文化”的代表,写吃,写性,风格虽殊,而对文化的有意濡染则一,这在散文作家中间是较早也是较为自觉的。在此期间,一些中老年作家写了不少忆旧的文字,如孙犁,杨绛,宗璞等;这些文字,虽未放弃社会意义的发掘,但是比较早期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明显加浓了人生的况味。或许散文更宜于表现旧人旧事,所谓朝花夕拾,减少的是带露的新鲜,但也可能因时间的距离感而给思想腾出更多一点可供游弋的空间;情感趋于平静,益增其悲剧的丰饶。在此,重要的是作者,他们涌流于笔端的到底是血管里的血,还是喷泉里的水,如鲁迅所说。然而,我们毕竟多的是水,漫漶流泻,一直至九十年代而不见血气蒸腾。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成批地推出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旧著;还有古代的大量笔记如《闲情偶寄》,《夜航船》之类;还有哲学和宗教经典:《周易》,《庄子》,佛学和禅。恬淡与幽默,两大类读物,使长期处在严峻紧张状态而不知悠闲为何物的中国人感到特别适意。但是在当时,并未曾很快刺激散文界产生同类的作品,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这样的东西,才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成了创作的主流了。
这时,报告文学沦为官场和市场的附庸,纷纷为官员、企业主和暴发户立传。当年的作者已作鸟兽散,偶露头角,也不复如往昔的峥嵘。杂文家好像也变得胆怯许多,走路非打灯笼不可。于是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作“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在众多的写作者中,学者相当活跃,故有所谓“学者散文”之誉。挂帅的是余秋雨,从《文化苦旅》一直写到苦尽甘来,著作的销量从未衰减。其余随笔也多与现实无关,笔涉书人书事,名物掌故,外加些访古探胜,留洋见闻之类。学者准学者的东西,一大特点就是拼命往博雅的路上挤,因此,说到底还是“大众的戏子”。再者,是所谓“小女人散文”。如果确能识小,尚能在琐屑中保持一种必要的谦卑与淳朴;但是这些女作者非同小可,喋喋的惟是打麻将,喝酒,养宠物,以有闲阶级的家居生活傲视大者。所谓大,在他们眼中无非是同社会发生关联的事物。他们决心携起手来,把“风声雨声”统统关在绮窗之外,是另一种方式的“躲避崇高”。士风与世风互相引发:颓靡,闲逸,自私,麻木,苟且,投机,精神胜利。时间确实已经到了世纪末。张承志“以笔为旗”,决心“抵抗”当代知识界的道德堕落,但是却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文革的“英雄”时代,勇于充当偶像捍卫者的角色,固拒市场自由主义的来临。王小波挑战传统,抗击主流,与张承志完全两样,横逸斜出,是另一种独立的风姿。九十年代兴起一种偏重议论的文体,人称“思想随笔”,大约是为了突出作为特色而存在的“思想”罢?而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以,比起那些和平、儒雅、温吞的“学者随笔”来,思想随笔应当是很有点异样的。在思想随笔的作者中间,文学色彩较强的作家有王得后、刘小枫、雷颐、谢泳、摩罗、骆爽、余杰等。王得后深得鲁迅神髓,发掘“祖坟”,讥评时事,多取杂文笔法。刘小枫安住在有着哥特式尖顶的教堂一般的学术殿堂里,偶有外出散步,做做短文的时候。这些短文,或涉及文学中的故事和人物,或牵系过往的生活记忆,极富才情。集子《这一代的怕和爱》,是其中的代表作。雷颐出入历史,议论多从大处着眼,对于传统的“大一统”体制及正统意识形态,抨击尤其用力。谢泳为知识分子造像,尤重“自由知识分子”,所取多为一枝一节,合起来则近于完形。他重史料,善剪裁,风格浑厚,质重于文。摩罗致力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其中论耻辱的文章,开拓了新的主题,具有特别的意义。骆爽、余杰议论风生,锋芒毕露,自是“新青年”本色,攻击性很强。尚有个别零散的作者,如筱敏,一平,既保持着思想的锋芒,又倾心于艺术的内敛,可以说,他们是处在两者的张力场中艰难写作的。还有一些回忆录作者,如韦君宜,李锐,胡绩伟等,以“过来人”的眼光打量历史,知人论世,表现了一代“古典共产党人”的理念与忧思。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岁月里,“思想”这个词颇受青睐,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渴求,只是真正的思想战士实在太少,而且,可以揭载他们的文字的期刊,也已经先后陆续地沉没在新世纪的光影里了。
五十年风雨,毕竟成就了一批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作家。其中,老一代如牛汉,黄秋耘等,为文多沧桑之感。蓝英年专写苏联知识分子题材,是冤魂的志愿“守墓者”。何满子等钩稽古代政治律法艺文诸事,敷设文字,不无讽喻。中年作家刘烨园、周佩红、斯妤、冯秋子等,从题材内容到文体形式,都作了各自的探索。关于一代人的梦幻与艰辛,苏叶与赵园常以怀旧的笔墨出之。苏叶长于记叙,文风活泼,常有古典诗词的某种伤感的韵味;赵园写故土故家,投以学者的审视眼光,感情沉坠,文字老到,别是一番风景。徐晓明显是异类,作品不多,质量颇高。小说家史铁生的散文,诚挚朴素,其中以《我与地坛》影响为大。诗人王小妮,天性大约比较适合现代都市生活,取材街景,灵感丰富,文笔秀隽。叶梦的集子《遍地巫风》专写乡土,有意无意使文学进入民俗学和社会学,颇具特色;所叙多为小人物,笔间充满善意与同情。至于称为“新生代”的一群,植根校园,远隔风雨,主要靠才气写作。这样的写作状态,往往写得愈多,失去的也就愈多。学者艺术家诗人的随笔,大抵系知性写作。当今时世,人们都喜欢使用大脑,丢弃心灵,甚至憎厌真诚和朴素。余杰有一道题目是:“我们离底层到底有多远?”其实,这对于每一个散文作家都成了问题。
世纪末散文的悠闲,幽雅,宁静,陶醉,在实质上,与学术界的保守主义有一种若明若昧的联系。这种从价值观念到感情倾向的转换,当我们经历了许多而且保留了可堪信任的记忆的话,一切都将变得可以理解,就像明白潜水何以要“换气”一样。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谈到保守主义的形成时,那么自然地追溯了历史上巨大的变动和创伤,说:“如果忘记了巴黎公社,就无法理解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从杜尔凯姆到勒邦以及一脉相传的保守主义哲学。如果忘记一九六八年五月运动所带来的创伤,就无法理解在美国和法国重新兴起的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由于这个集体创伤,某些大学教师陷入了最激烈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问题上:这些‘自由主义者’与进步人士感到文化人的最高价值受到了伤害,因此对保存或重建文化的平庸言论产生共鸣。”倒过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要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散文热”,理解保守主义思潮,理解后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就不能忘记我们的“集体创伤”。
近些年有人标榜“大散文”,我们有什么“大散文”呢?如果概念成立的话,那么就全体论,至少得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在艺术上也当有大成就。他们各各自由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因此题材,主题,手段,也都色彩斑斓,而时代风格则又异常地鲜明突出。说到个人,大散文家须有独立的人格,简直可以无视同行的存在,视野开阔,思想通脱,灵魂粗壮;而且还是文体家,纯种语言,但驱遣自如。俄罗斯的赫尔岑-屠格涅夫时代,曼德尔施塔姆-札米亚京时代,美国的爱默生-梭罗时代,法国的卢梭-狄德罗时代,英国的爱迪生时代,兰姆时代,罗斯金-吉辛时代,中国的韩愈-柳宗元时代,欧阳修—苏轼时代,周氏兄弟时代,都可以称作大散文时代。晚明出了一批小品作家,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特色,可是就不是大散文,而是小摆设,是专制时代的病态的产儿。
鲁迅在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