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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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犁，写作本身是一个“还乡”的过程。由于家园的感召，在浮嚣的世界里，灵魂就有了安定的依系而不至于随风飘失。在精神还乡的途中，他不能不是皈依传统的，无论道德，无论文章。所以，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还会常常见到节制，淡泊，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抗争。对于文革，他的态度，明显为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所制约。他说：“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入于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
在当代，与孙犁相近的作家有两位：一是汪曾祺，一是贾平凹。贾平凹师承孙犁而缺少孙犁的阅历与修养，实际成就不高，虽然被捧得厉害。而汪曾祺不同，作为平辈，他走的是与孙犁很不同的道路，后半生备受损害与屈辱；以他的修养和性情，自然可以开出新生面。在现代作家中，他是继承了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传统的。
说汪曾祺与孙犁相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两人都以故乡作为终生的写作母题；其二，深受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汪曾祺和孙犁都十分关怀故乡人物的命运，喜爱故乡的风俗，描叙过不少故乡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类；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关系，汪曾祺关于地方小吃写得特别多。这些都容易教人想起齐白石老人画的白菜南瓜种种，有一种泥土的清香。关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间“情义”，如小说《受戒》写爱情，散文《岁寒三友》写朋友，都着力于美好的内面世界的发掘。因为所写不是现实中的乡土，所以缺少那种血性的涌动，记忆使它理想化了，苦难在审美的观照中变得光洁起来。同为田园诗风格，汪曾祺比孙犁多出一层江南水意，更湿润，更柔软，更清丽自然。
右派的受难经历，对于汪曾祺的创作来说意义重大。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被无端地葬送了，直到晚年，才重新起步进入真正的创作。作为一出悲喜剧中的主角，这是刻骨铭心的。欲说还休，到底不能已于言；本意叙说人间的美好情事，却难忘种种苦难，丑恶与荒诞；自称把世事看透了，看淡了，终究不能超然如庄子，五十年是非功过，总在心底涌起波澜。关于“十七年”历史，汪曾祺有一篇《老董》可以解说。老董是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以特殊身份经历了从前清民国直到现今共和国的众多时代。由于生活不断下降，他在馆中也就不断咒骂，是一个内心深处的“愤世者”。寓褒贬于历史的实录之中，颇见《史记》精神。汪曾祺还写了《二楞子》，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贯穿整个政治运动史。二楞子“爱诉苦”，而又因为运动而有了大量诉苦的机会。他每次诉苦，都是一样的台词，开始声泪俱下，使闻者无不动容，而最后归于木然寂然。对于文革，汪曾祺留下不少文字。其中主要记叙个人经历及见闻，但也有直抒胸臆者，个别地方甚为激烈。如在《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中论及知青问题：“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流放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汪曾祺在文章中还多次提到“知青”，鸣着不平。他记录了不少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惨况，如老舍，金岳霖，赵树理，沈从文，以及戏曲界同行多人。《名优之死》纪念京剧界一代才人盛戎，对于死者，他总结说是“死于精神上的压抑”。在“火红的年代”，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是受迫害、受压抑的。他还写了不少文史随笔，如《贾似道之死》《午门》之类，现实感是鲜明的。其中，关于明人杨慎的就有多篇。杨慎虽在官场，却抱持诗人的气质，结果，犯了“言论自由罪”被判流放，最后以七十余岁高龄死于寺庙。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角逐，已经有了二千年历史，最后胜利的仍然是权势者。汪曾祺反复感叹知识分子处世和写作的艰难，他提醒道：“我们对于明清之后的名士的思想和行事，总要于其曲曲折折去寻绎。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又说：“人生多苦难。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接连不断的运动，真是把人‘整惨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捶胸顿足，涕泗横流，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说得挺‘逗’，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惟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惟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所谓“优点”，无非是弱势者，无权者借以保存自己罢了。对于历史大悲剧的产生，唯物论者总是归因于体制，这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等于给个人或统治集团开脱罪责。汪曾祺是不愿放过权力者个人的责任的。也许在他看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处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国家即朕，是权力的唯一代表。由于他一样注重政治中的人性，所以不能容忍作为个人受到社会——首先是权力者——的压迫，欺骗和摧残。权力者的存在，如果与公民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无关，这种“伟大”是悬空的。所以，汪曾祺会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对于秦始皇，我对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不大感兴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与我无关。”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惦念着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写作。在他那里，秦始皇和汉武帝有何区别？他何以对这位建树了赫赫武功，致力于中国“大一统”的皇帝感兴趣？这是有意味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专制统治者，他在内心里是对抗的。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他解释说，“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但是，他的人道主义不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欧洲近代思想，而是从传统文化内部，主要是儒家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他认为，“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仁”的思想，“温柔敦厚”的诗教，从小给他以熏陶，以致到了后来堕入逆境之中，犹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不致丧失对生活的爱，追求情趣，追求美与和谐。他总是用他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现普通人身上的诗意的光辉，笔下的小百姓，没有一个是作为坏人活着的。在“革命”中丧失的人性，在文学中获得了复活——这就是汪曾祺的意义。
但是，东方式的哲学—美学观念，在苦难的现实中常常流为麻醉品。就说汪曾祺，当他对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作契诃夫式的刻划时，就因为过于注重美感的捕捉，暖色的渲染，民俗风情的工笔描画，以及笔记式叙述，在艺术效果上，就容易变得散漫，轻浅，琐碎，缺乏思想的深度。他承认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就是因为深潜在血统中的“乐天”的，“中和”的思想的作用。但要把关于中国前途的乐观的信念传达给世人，这信念却又并非建立在艰难的斗争，甚至是绝望的反抗上面。西方哲学中的“异化”一词，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汪曾祺说中国不具备产生《变形记》一类作品的条件，其实是不确的。无论东方或西方，人的异化现象同样存在，只是根源不同，或者是文化专制主义，或者是科学技术主义，如此而已。鲁迅的《狂人日记》，《求乞者》，《墓碣文》等等，便是绝望的，孤独的，荒谬的和痛苦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家的风格一致，但要求对社会环境有正常的感受能力；当社会充满专制、不公和苦难时，作家必须具备一副可以呼喊的喉嗓，而不能强调诗学的需要，专一发出猫样柔媚的声音。好在受难记忆拯救了汪曾祺，让他依然有沉痛，有悲苦，有愤慨，有不平，而不是一味的温静，幽默与悠闲。一九八九年八月，就在这个时候，他宣言似的说道：“我是一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的‘心里长草’。”稍后，他写了《随遇而安》，说明他并不“安”于“遇”。他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
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汪曾祺使我们想到陶潜，想到那飘逸背后激烈的一面。而且我们发现，汪曾祺愈到了后来，愈是率直敢言。这同孙犁恰好形成一个反向的对比，革命出身的孙犁，到了晚年，倒是愈见枯寂了。
苦难可以积聚柴薪。生活战胜了美学。
在黄昏时候才变得熠熠耀目的作家，除了汪曾祺，还有一位便是张中行。比较而言，张中行是一个杂家。虽然他也写人物，写风俗，写很漂亮的记叙性文学，但是，小品无疑更出色。他以博学杂识调和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来写自己的哲学，这在当代作家中间几乎是惟一的。
张中行是一位可爱的然而有点怪异的老人。他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传人，但是又和五四新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他是地道的国学家，但是又深谙西学，能以西学中的民主科学的常识反观国学，而不至为传统的桎梏所囿。他是文化贵族，有书卷气而无方巾气，究其根砥，乃系农家出身，长期不为官家重用，作为“寒士”，也就保留了小农的那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超然。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
在张中行那里，有着比较牢固的民本思想。大人和小民的对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始结构中轮廓分明。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纲。关于官民关系，张中行有议论说：“对于现代包公式的好官，我同属下的小民一样，认为既值得钦敬，又值得感激。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所以，根据上面对于寄希望于好官的分析，我总认为，歌颂包公，歌颂海瑞，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那么，是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只能“变祖传的乞怜为现代的民主，变祖传的官治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