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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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结古镇）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怎么样？这小娃娃看上去挺精神的）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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