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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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①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包括当时的医生李志绥和护士长吴旭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回京后数日，周恩来从北非经大马士革飞抵乌鲁木齐。周恩来和陈毅是6月15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准备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后于6月18日离京，代表中国政府前往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
6月19日，周恩来、陈毅抵达开罗，惊闻阿尔及利亚当天“六一九政变”，由于美国的颠覆活动，阿尔及利亚权力易主。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开罗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亚非会议的担忧竟一语成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国家颠覆活动无孔不入，扶持敌对国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屡屡得手。周恩来停留开罗做了一系列努力，亚非第二次会议仍延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在此期间周恩来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等人进行了亲切会谈。
7月5日，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对生产建设兵团提出六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备战防边。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立即进行备战动员、防边动员。第二句话是生产建设。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扩大农垦面积。第三句话是民族团结。你们这里少数民族还少了一点儿，要增加一些。可以用生产队的形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慢慢培养、帮助他们。第四句话是艰苦奋斗。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作风。要艰苦奋斗，要学大庆。第五句话是努力革命。第六句话是奋勇前进。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7月5日同一天，刘少奇听取了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刘少奇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至此比较明显，中共中央高层在“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具体途径和依靠力量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模式。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