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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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书中随处有这方面的描述。从　1966　年8　月19　日到1970　年11　　月17　日，　张一直是林彪的秘书之一。林似乎怕光、风、水和寒冷，怕出汗。他不爱洗澡，不　吃水果。他坚持他的居　室保持恒温摄氏21　度，上下不超过半度。（叶群喜欢她的居室温度在摄氏18　度！）但是，就林彪行使他　的职责来说，他的条件最差的方面，是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阅读文件，因此他的秘书不得不在送到他的　办公室的大量文件中，进行挑选和概括，使　他能在30　分钟内阅读完毕。同上，第8—12　页；王年一：《大　动乱的年代》，第373—375、　377　页。　②　《大动乱的年代》，第387—388　页。　③　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87　页。这些话可能由林彪儿子所写，但明显反映了　更成熟的人的知识和经验。　①　有关毛泽东有恩于陈伯达的情况，参见怀利：《毛主义的崛起》随处可见有关描述。　②　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第　432　页。春桥、姚文元，通过江青　（毛的夫人）这条线同毛联系；确实，年轻的姚似乎已经取代陈伯达，成为毛宠爱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姚，甚至江青都曾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在筹备九大时，陈最初被选为林彪的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张和姚做他的助手；但当陈不能及时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草案时，张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负责监督。康长期以来一直是毛在内部安全领域的助手，与江青是同乡，并有密切联系，陈伯达似乎已对康的这种联系怀有妒忌心。①另一方面，林彪以解放军为基础，巩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的支持了。确实，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同江青和她的追随者逐渐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虽然林可能对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担忧，但他似乎绝对相信短期内可以支配江的集团。可能陈伯达远瞻未来，认②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过去为毛服务那样为林彪服务，当然，这个决定对陈个人的生涯是灾难性的。
　　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高潮。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会议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卷入一场与一位国防部长的斗争，虽然这次他对自己的力量无绝对把握，也不能肯定这位部长是否敢于在这个阶段冒直接对抗的风险。
　　会议召开的前夕，8月22日，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毛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③避免宗派活动的必要性，这是他每次剪除反对派之前的习惯性动作。但林彪和陈伯达再次提出保留国家主席职位，要求毛担任这一职务。毛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一针见血地说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就去当。④第二天，全会正式召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没料到，在没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况下，①林彪　（在开幕式上——译者）突然插入长篇讲话。强调在新宪法中把毛的伟大领袖、国家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重要。他暗含着威胁：反对设置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②像过去一样，林彪强调毛的卓越天才和伟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从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似乎就对这种策略有所　①　参见仲侃：《康生评传》，第15—16、146—147　页。关于陈伯达对康生的妒忌，请参阅张云　生：《毛　家湾纪实》第190—192　页；关于陈在九大上的问题，请参阅该书第210—211　页及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　代》第387　页。根据该书的介绍，陈伯达发了脾气，并继续进行他的起草工作，但经过几次修改，最后毛　采用了张—姚的草案。林彪似乎仅仅对毛介入并最后确　定的报告有兴趣。　②　　1980—1981　年冬天审判时，陈伯达说，仅仅是在他“意识到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后，才开始　同情林彪”；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6　页。关于两个对立的集团　的发展和他对林彪集团的　信心，参见张的　《毛家湾纪实》，第382—389　页，和王的《大动乱的年代》，第　382—388　页。　③　参见毛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参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　卷，　第220　页。　④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3—614　页。　①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348　页。　②　同上，第614　页。③警觉，并且为此感到不舒服。　但　255位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实情，他们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央领导在会议开幕时为会议所作的基调演说。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表示反对。林彪夫人叶群，则要求林彪在解放军里的盟友吴法宪、李作鹏以及后勤部长邱会作，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并在他们军种、部门的中央委员中进行游说，以取得足够的优势。林彪在解放军的另一位支④持者，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北京接到电话，被通知了林的策略和措施。　在23日晚政治局举行的讨论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修改第二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大会能够听到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对它进行讨论。那天晚上，没有经过正式同意，陈伯达就忙着起草新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一款，收集论天才的语录。⑤毛是否参加了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尚不清楚。很可能没有参加。
　　也不清楚吴法宪的建议是否被采纳，第二天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但8月24日下午，在就其行动计划进行密商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赞同林彪的方针。他们向会议散发恩格斯、列宁和毛有关论天才的语录，以支持林的观点。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谁要是反对毛担任国家主席，谁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说法。他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被印成简报，四①处分发。分组会议上没有人提议林彪为国家主席。后来据说毛深谙林彪的目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②就由他自己担任。　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可能是故意告诉林彪，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江青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他十分重视并在8月25日迅速采取了行动。后来毛泽东说，他的夫人江青在这次反对林彪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随着红卫兵上山下乡和内乱得到控制，除了上海之外，江和张的政治基础被瓦解了，因此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林彪已经令人生畏的权力、地位进一步膨胀。确实，处于现在的形势下，他们要继承毛的政治遗产，只有摧毁林彪的地位。早在分组会议上，张春桥已经同吴法宪就林彪的纲领发生了冲突。③毛肯定已经意识到，林的支持者们行动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全会就可能在被瞒骗的情况下支持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张春　③　参见1966　年7　月8　　日毛给江青的一封信，该信收在《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3　年夏季　号）第96—99　页。那年年底，林彪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中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主题，吹捧主席为“当代　最伟大的天才”，要求每个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要用99％的精力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著　作；参见《问题和研究》第8　卷第6　期　（1972　年3　　月），第　75—79　页。　④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4　页。　⑤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1—562　页。　①　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0　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2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8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4　页。这些　讲话的摘要，参见该著作第614—615　页；王：《大动乱的年代》，第398—　399　页。　②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5—616　页。　③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6　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2　页。桥的紧密追随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上海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热烈地，或说是天真地颂扬林彪的基调讲话，还准备在①华东组的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观点。因此，8月25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可能是为了让江青、张春桥等毛的支持者与会。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登载陈伯达令人生气的讲话的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②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谴责他谣言惑众，诡辩生非。毛的这篇文章，为在分组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和林③的其他支持者们提供了重磅炸弹。但只有陈伯达被罢了官，这可能是因为可以放心地谴责他为林彪理论观点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下台，不会像解除林彪的一个军事盟友的职务那样，对林彪构成直接的威胁。毛了解林彪的实力，而且如同他后来承认的，他也没有做好与林彪对抗的准备。
　　他私下对林彪说，他的副手应该受到保护，但随后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他领导人。④⑤即使这样，林彪已经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在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里，林彪争夺国家主席一职的努力就宣告失败，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党的精英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月6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林彪总结了教训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①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在党的建设和重建国家结构两方面的争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在毛和林之间似乎还有过一场政策争论，虽然中国的有关材料对它甚少关注：中国对②美国开放问题。既然本书其他部分已经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仅仅大概描述一下。
　　导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人皆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小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联人已通知他们的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　页。在毛干预以后，王迅速改变调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