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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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信徒，这使主席更加坚信军队对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诚。当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向军队发行第一套毛语录的“红宝书”时，人民解放军被称为榜样，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榜样。①这样，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党的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可以相信，另一个主要的革命机构将会支持他。后来，当红卫兵发现打倒省里领导人比预料的要困难时，毛又能够号召人民解放军支左。而当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入内讧，发生武斗，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时，1967年夏天，陈再道将军弹压了武汉的武斗。虽然陈将军本人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但极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基础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将军们在九大取得胜利的道路畅通了。②对毛来说，问题仍是十分明显的，即使他在同事们中说苏联攻击中国是③“军事官僚专政”简直不值得一驳。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却是军队将支配党。共产党可能走国民党的老路。
他能接受这种前途吗？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2 章。 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长期战争夺取政权，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谨慎地授予所有大将 以尊贵的爵 位。见 《剑桥中国史》第7 卷，第105 页。 ④ 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7 章。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2 章。 ③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请参考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第395 页。林彪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恢复正常状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④ ⑤大胜利。”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 （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
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召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由于所有正当组成的基层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①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② ③定。 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 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厂的整党经①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但各地的党组织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分缓慢。1969年11月到1970年11月，全国2185个县中，只有45个县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领导人指示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年12月，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立了中共省级委员会，华国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年8月中旬，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 ④ 《当代背景材料》第880 期 （1969 年5 月9 日），第37 页。 ⑤ 同上，第34 页。 ① 这里指那些蓝领工人的组织，红卫兵组织已经被解散。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59 页。 ③ 在21 个省革命委员会中，有20 个省革委会的头儿是军队干部。见多姆斯； 《中国国内政治》，第205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编：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10 页。要的地位。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是军人。②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发动了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③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
④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国家的核心组织。
重建国家结构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月16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①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而在1959年，毛泽东就把此职交刘少奇担任。毛泽东很快拒绝了这项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月中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表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林彪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
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林彪很②沮丧。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 ② 参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第215 页。 ③ 赫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08—611 页。 ④ 利普·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中国季刊》第55 期 （1973 年7 — 9 月），第429—430 页。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2—394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3 页。 ② 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英文版），第432—433 页。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了值得重视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说，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在这件事中的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对孤独，又可能加剧了这种①不安全感。 早在1966年他就已经作为毛的主要伙伴出现，但他仍然要求得到从来没有给予刘少奇的保证，在党章里确定他为接班人。现在他又希望当上国家主席，寻取进一步的保障。撇开个人心态不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种担心，即他的权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辈的领导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此忿忿不平。如果他对毛的支持充满信心，这也倒无关紧要。但毛曾向他建议，既然他 （林）也老了，他也应该有一个②接班人了，张春桥将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对此他实在感到不安。林彪覆灭以后流传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经把毛看成一个随时准备在他最亲近的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
今天他用甜言蜜语诱惑你，明天就会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谁最后没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书，不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战友或可以信赖的助手，也都已经被他送进监狱。③那么，为什么林彪胆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认为主席会宽恕；可能他想利用这个问题试探一下毛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因为那些聚拢在他周围的军方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毛让步；毕竟，由于红卫兵的得势，毛曾经依靠人民解放军，但后来将军们对局势的忧虑，又促使毛对他们进行了压制。难道将军们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不能用来促进国防部长的利益吗？
进一步说，在林彪追求国家主席一职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盟①友陈伯达，毛长期的意识形态顾问和一段时期的政治秘书。 陈从1966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证明了他和主席的亲密关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领导层的第四位，紧靠毛、林和周恩来之后，从九大上摄制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诚地为毛服务之后，陈却选择支持林彪，向毛反复讲的观点进行挑战。
一种解释是，1969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了陈在九大后的群②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反对极左派的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结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已经瓦解了。这可能使陈伯达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张 ① 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书中随处有这方面的描述。从 1966 年8 月19 日到1970 年11 月17 日，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