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张文木)-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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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西三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的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
　　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
　　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
　　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22＇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力量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23＇　（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搜上海木头　我的网易相册密码9或99，999，谷歌搜woody20000　　gmail　；　百度搜吕秀莲小姐，谷歌搜：脑控，搜：上海木头　live　）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则面临的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25＇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26＇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29＇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二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
　　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但在东半球中国则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的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不一定会是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而是企图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30＇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说：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31＇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
　　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中国尽管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
　　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仅不直接交叉重叠，反而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3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头几十年，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
　　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