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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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有著名的《古文义法约选序》，开头即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最后说道：“《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见其推祟的还是五经、《四书》，孔孟正宗、正经正史，直到韩愈，不及先秦诸子老、庄、杨、墨等家，其义法体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不只是表现手法，而首先在于思想体系。
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人续之；另有武进张惠言、恽敬，致力古文，世号阳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这些人中，除刘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举人于正榜之后，再取几名于榜后，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于现在考学校“备取”，如有人不来，还可补上。副榜只是名义，不能补。）外，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绍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曾国藩是道光戊戌进士，张惠言是嘉庆四年进士，恽敬也是举人出身。他们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于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础，还都是长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引几则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现引一则如下：
“方望溪《群居终日》节文，起比云：‘业固精各治者也，无故而处一堂，其神志已涣矣。而复外以名教以为乐，是以同恶而相滋也。时不可以再得者也，优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远矣。而复漫为鄙倍以相娱，是不独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而练作时文，自异凡响，此文当为吾斋塾中座右铭，凡我学子，当敬诵之。”
又引《先进于礼乐》章题中二比云：
“吾尝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约者，大都无所纷华，而子弟以风流相尚，逐渐觉先人之迂阔，不近于人情，则夫上下数百年之间，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尝近而征之，一乡一邑之间，其长老之谈笑而嬉游者，大率见闻皆古，而少之润色为二，窃以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则夫邦国朝庙之间，其变迁更可想也。”
以上两例，可见方苞八股文的面貌。虽然排比成一股一股，两两对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于四六骈体文之对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单独读之，其文气并不殊于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题、承题等程式，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概括全题的写法，起承转合的步骤，时文与古文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差别。即最著名的《项脊轩记》（按或印作“志”）一开始：“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过午已昏。”不是俨然一“破题”与“承题”吗？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的感情文字。不但这样，连旧时公文程式，一开始“摘由”，把不论长、短，内容简单或复杂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两句话，把全部内容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先不必细看全文，便知道是什么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题的手法，十分明确扼要，在处理公事上，撰写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维推理逻辑，这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近人陈柱《中国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话并加解释道：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奏议”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档次，是写给皇帝看的公文。为此想到殿试对策。会试礼部发榜，考中的人再参加殿试，分一、二、三甲名次。会试在北京贡院，考三场，但最重要的是首场三篇八股文。初拟取中的人，才调阅二三场“五经”及“策问”卷。殿试则只考一天。考策问、试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试策问体例按照题目开首照例是“臣对臣闻”如何如何，这就是所谓的“金殿对策”。从明代以来，科举考试金殿对策照例是用四六骈文，从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对策。据《四勿斋随笔》记载，清初即改变了这一形式。文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说，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言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
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了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之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駮，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不可同欤？”
原文较长，引在此处，删去中间“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两大段，约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刘子壮，字克犹，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状元。著有《屺思堂集》。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笔法文体写的对策，政治倾向很明显，实用意义很及时。是一篇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的很好的奏议。其较四六骈文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满、汉、异与不异、尚质与尚文，信与不信等两两对比，种种实际情况、种种改变的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实用意义讲，用八股文体的手法写奏议，较之四六骈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事理思维及语言表现的手法；如一上来“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进言、力行、多言、文、质，上下文，本句内，都是作反正的思维，其语言表现自然是极为周密的了。这种八股式的思维，十分准确而周密，是长期锻炼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历史人物时，应想到这点。所以章太炎氏所说：“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流也。”这就不仅说的十分正确，而且说到八股文与明、清两代对古文的影响而外，对奏议的影响，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了。或者也可说是八股文对公文的实际影响吧。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说完八股文对古文、奏议公文的影响而后，便可说说与诗的关系。说到八股文与诗的关系，首先应该先说的是“试帖诗”。清代科举考试，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于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一首，自后童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考、科考、及考试贡生与覆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官韵只限一字，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重字，遂为定制。据法式善《清秘述闻》卷六记载：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是科奉旨：乡会试易表判为诗，永著为例。”
据同书记载：是科诗题为《赋得“循名责实”》得“田”字。自此之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各省都考试帖诗了。这一届各省题目如江南诗题《月印万川》，得川字；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得天字；浙江诗题《江海出明珠》，得图字……直至贵州诗题《秋风动桂林》，得风字。共十六省乡试，都考了试帖诗。自此以后，直到清末废科举，乡会试都要考试帖诗，而且很重要，因为它同八股文一样，都是首场考试的必考科目，所以学子在钻研八股文的同时，也钻研试帖诗了。《林则徐日记》中记他在翰林院作庶吉士时，为了准备翰林岁考、考差等等，常常和朋友们举行文会，都记有题目，每次文会，除八股文题目而外，都有试帖诗题：如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所记：“偕兰卿赴廖仪卿处诗课”，课题“整纷剔蠹”，得“韩”字（《元史·韩廷徽传》）；“慈竹义木”，得“诗”字，（《宋史·牟子才传》）；“他山之石”，得“攻”字；“以鱼羡乌”，得“庄”字。（《庄子》）；“绿杨宜作两家春”，得“家”字，（白香山诗）。从诗题中，可见一斑。也可以看出试帖诗出题的针对性，一是与吏治有关的成语：如前引首届会试诗题“循名责实”，便是国家选用人材的重要成语，说的十分简明扼要。出题成语必须有来历，有出处，此语出自《后汉书·王唐传》：“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二是地方风光的前人名句，如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出王勃《滕王阁序》。三是唐、宋诗名句：如“绿杨宜作两家春”之类。自然这中间常常遇到僻题，如语出《后汉书》的题，尚在“前四史”中，一般还不算太僻。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而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当然史书的重点还在各代典章制度及名臣列传，这就要看参加考试者的读书范围和学问了。乾隆二十二年之后，科举加试试帖诗的措施，促使一些治举业、准备考试的人，于《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读一些唐宋诗、史书、子书之类的书籍，对促进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扩大当时科举士子的知识面，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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