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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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此两首，一虚一实，首联、末联可以不对，中间各联须工对……”
商衍鎏先生是清末科举制度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探花，即一甲第三名。是科第一名状元刘春霖，第二名榜眼朱汝珍。商字藻亭，报籍汉军正白旗人。是广州驻防旗。最后一科会试，改试策论，出的都是有关历史的题目，如第一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等等。实际当时写策论，也还是写八股的思维方式和笔法。而商是甲午科举人，其乡试中举还是考八股文、试帖诗的。所以于八股、试帖功力深厚，学问渊博。对两首试帖诗说明，一虚一实，虚者全用典故、典故一一注明。实者全摹神情，章句分析明确。均可见写试帖诗其思维多么细入毫发；其用语又多么渊博典雅。有此文字学识和功力，写任何体裁文字，都会准确明畅，游刃有余了。商老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其年已八十三岁。现在又近四十年过去了，观其书而想像其人，对培养这样人的科举制度、八股文、试帖诗能不三思乎？
写八股文、试帖诗，其思维锻炼，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达到如此缜密的程度，以此思维、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动之时，去写诗写词，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要诗是诗，要词是词了。这就叫过得硬的功夫。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某布衣，有诗名，而诗多格格不达处，问汪钝翁为什么。汪说：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写时文的原因，时文虽不像诗、古文那样，但是不解八股，“理路终不分明”，所以诗也写不好，多不通处。这则笔记前面引过，在此不再赘引，但这“理路”二字提的最好，“理路”即思维条理，是否通畅，这不只是天生的，而更多是靠后天锻炼的。八股文、试帖诗，主要起到训练理路的最大作用。清嘉道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一则记云：
“不从制义入手者，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如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曰：老子曰：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
卷八又一则云：
“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入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乎？”
粱章钜《制义丛话》中于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汪钝翁论制艺与诗之关系话后又加按语云：
“此论实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人长于作官牍文书，亦未有不从八股格结束，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这几则笔记均可作为八股与古文、与公文、与诗的关系的说明。所说“骚坛之卓卓”者，均“台阁之铮铮者”，这也是历史事实。清初大诗人如吴梅村、王渔洋、后来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绮、陈散原等无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连短命诗人黄仲则，也是秀才出身。梁绍壬所说的“真文人”，也就是说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说的“多面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举一则诗人的八股供读者欣赏：《制义丛话》卷九载：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为本朝诗家领袖，不以时文名，余仅读其会墨两首，则名贵与其诗同。如《诗可以兴》七句文，后结二比云：
‘盖人惟不知诗之益系乎此耳。诚知诗之益系乎此，而深固可念，浅亦可思。即由庚华黍，或等于鲁鼓、薛鼓之无文。而咏叹流连，皆可通元音于六艺。
抑唯不知益之备存乎此耳。诚知益之备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风，宽柔恭俭者宜雅颂。即列国名卿，时亦赋蟋蚌草虫以见志。而节情饬性，更无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诸三王而缪》二句起讲云：
‘力能创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为定；才足通气数之变，而必以两大为归。’
后结二比云：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治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极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安闲古雅如此，非湛探经学，又精于时文之法者不能。时人以公之诗为爱好，然则公之文何尝不爱好乎？”
王渔洋诗讲“神韵”，是清初四大诗家之首，顺治初进士。这里引他两则八股文例子，以见其风格。梁章钜在按语中以“安闲古雅”四字评之，今天读者虽不能充分领会，也可略作参考，加深八股与诗的关系的理解。
清代中叶乾、嘉之际，诗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简斋，号随园。名气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随园，他自己说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他讲诗主性灵。领袖诗坛数十年，人称随园老人。制艺也十分出名。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袁简斋、枚雄于诗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时文尤健。”又说：“袁简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鳞爪者，率芥检科甲以去。先生……盖泛滥百家，洞烛古今，固所以酝酿发挥，为政绩之原本者也。有《学而优则仕》题文，末二比云：‘岂无豪傑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优，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于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人们在读《随园诗话》的同时，于玩味“性灵”说之余，再读读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个全面的在八股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袁随园吗？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说起八股文与戏剧、小说、通俗作品的关系，现在读者很难想像到“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祖，是著名的八股文专家。明代制义八大家，他和唐顺之、归有光一样，也是其中的一家。他文宗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诗宗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又精于词曲韵律，既能写出缠绵的《紫钗》、《还魂》、《南柯》、《邯郸》“玉茗堂四梦”，又能写出独成一家的八股文《玉茗堂稿》。对一般读者说来，这二者相提并论，是很难想像，也很难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语言文字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完全相通的。逻辑思维越敏锐、越缜密，形象思维也就越逼真、越生动。这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通百通”。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韵鹤轩杂著》一则故事，并加按语道：
“有一秀才日喜看盲词，适届岁考，场中命题系《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遂援笔立就，其文曰：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为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案出，以不遵功令，遂置劣等，然就文而论，题中纤悉俱到矣。故知文无精义，而惟以平铺直叙见长者，其源皆出于盲词也。”
粱章钜对这个故事最后的按语，说“以平铺直叙见长”，“就文而论”，“纤悉俱到”等等。这正是写小说、写鼓子词也需要的手法。而写八股文也需要作到“纤悉俱到”，可见在文字表现上，八股文和小说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说来也不奇怪，用文字表现人的思维，或是叙述事物经历过程、说明事物关系结构，论证道理屈直是非，抒发感情喜怒哀乐，描绘江山风物人情世态……不管是文言文、白话文、八股文、小说戏剧，应该说都有相通之处，准确、细致、全面、生动……要求都是一样的，受过八股文严格训练的人，以写八股文的“纤悉俱到”的手法，写小说、写鼓子词，自然也是无往而不利的。前几年写《红楼风俗谭》一书，曾写过一篇《曹雪芹、八股文》的文章，曾细述曹与八股的关系。其实不只《红楼梦》的作者与八股文的关系密切，其他清代任何个人创作的小说，都不能说和八股文没有关系。有的而且关系很密切。按时代顺叙，首先应提到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祟祯十三年（一六四０年），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在他五岁时，明朝就亡了。因此从他启蒙读书、到他长大成人，都是在清朝了，《淄川县志》他的小传道：
“淄川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着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云。”
“辛卯岁贡”，辛卯是康熙五十年，他自施润章（字愚山）康熙初提学山东学政时，就应童子试，进学成了秀才，而且“文名藉甚”，就是八股文写的好，十分出名，但未中举，应乡试几十次都落第而归，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了贡。虽然八股文写的好，而在科举试场中却是大大失败者，结果以《聊斋志异》脍炙人口，直到今天，《聊斋志异》还是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压卷之作。如果蒲松龄考中举人、进士作了官，那恐怕也就不会写《聊斋志异》，如果作一般官吏，今天恐怕也不会知道有个蒲松龄了。不过他的“八股笔法”，却与《聊斋志异》是分不开的。不信，且看第一篇《考城隍》。先不说故事内容，只看考什么、什么题目。原文云：
“……俄题纸臣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这题目虽然不是出自《四书》，但其文章警句，却完全是八股名句。即题目设想，也还不外《四书》章法。《论语》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这就是题目“一人二人”的出处。“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这又是朱注中的话。题目显而易见是从这种思维规迹设想出来的。在八股文写作中，类似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破题、分析是很常见的。《制义丛话》载有人写《小人闲居为不善》题之起讲云：
“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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