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第一辑)-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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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说人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吗？郑珏笑了。
不知是她挽着我还是我搀着她，在林海雪原中行走，一步一个脚印，踩出嘣滋
嘣滋的脆声。我们都喜欢听这音符，有点神圣地步入教堂的意味。郑珏说，我真不
想这雪化掉，雪很仁慈博大，总是想掩盖天下的缺憾和不平。
雪白到极处就黑了，上面还跳跃着火苗，那不是历史的闪现，而是因为雪盲—
—那次灾难给我的眼神经留下诸多后遗症。
突然一团雪球向我掷来，冰冷地在我的脸上绽放。好你个小郑珏！我抓起一把
向她还击。她格格地笑着跑开，又投来一团彗星状的白色。我们就这样疯闹了一阵，
飞雪散花，两人的身上和颈脖里都是雪，结果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大声狂笑，剧烈
喘息。
天上是瓦蓝瓦蓝的北京的天空。
我说，这，要是，你和小齐，在一起，多好。
我也想，要是你和路露阿姨，这样躺在雪地里，多美多酷啊。郑珏抹了抹笑出
的眼泪，接着说，昨天，我在王府井，给她买了一套唐装。
哎呀，那正是我想跟她买的。
回去的旅程总有似曾相似之感。但对郑珏来说仍很新鲜，因为她要继续听我讲
往事，而我一旦开闸就不能止住，索性来个竹筒倒豆子。
在软卧车厢里，我说，跟你出差憋死了，又不能抽烟。
她幸灾乐祸地说，烟给我管着，讲得好就给你奖一支。
我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抽完一根烟回来，脑海里的往事就风卷云舒了。
是的，我不愿意谈我的命运。它的不幸完全是早就注定了的。脸上的创伤带给
我的是心灵的创伤。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忍受苦刑，到上海第九医院做植皮手术，
医学上叫皮瓣移植。那真是残酷啊，简直就像进了一次渣滓洞白公馆。开三刀补三
刀，那个痛啊。我的左手被绑起贴在左脸上，让手臂上的肉跟脸上的肉长在一起，
整整二十九天！然后再把它们割开。你可以想象我已经变得多么坚强。出院之前，
还包着纱布，我才去看沈妈。她心疼地喊我的小名，大元，侬又吃苦了。怎么不告
诉阿拉一声？我说我就怕麻烦您。说什么麻烦，那就把阿拉看外了。沈妈又做糖醋
排骨招待我。那次我没有好心情呆在上海，一出院就回家了。
在那前后，很长时间我不愿夜间出门，倒不是害怕夜色而是害怕别人看到夜色
中的我而受到惊吓。从十岁开始我就操练武功，让谁也不敢欺负我，但这只能在肉
体上维护自尊，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一九七二年我就坐过一次班房，当作坏分子
关押遣送，原因就是那如魂附体的伤疤。那一年我曾想报名参军，让血洒疆场来结
束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就求过父亲这一次，按照父亲的地位，他完全能办好这件
事，但他那老布尔什维克的秉性是绝不会为我开后门的。母亲找他的一个部下帮忙，
其实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伤疤超过多少公分就不能参军是有规定的，不然就有
损军容。但他们怕伤害我的自尊心，让我去正常地办手续、体检，一切像真的一样。
接兵的副团长对我说，当兵可要能吃苦啊。我们在一个小礼堂滚地铺，等待早上抽
血，我激动得差不多一夜没睡。但入伍通知书一直没来，最后我得知是因为查出我
有肝炎。而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肝炎的症状。我的两个好朋友参军走了，送他们的时
候我真是悲痛欲绝，但表面强作镇定。我明白了伤疤对我一生的意义，这是我走向
成熟的开始。
我无所排遣心中的郁闷就想到上海去看沈妈。我到芜湖一个朋友那里去玩了几
天，走时在码头候船室被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的联防队员盯上了。那时当地正在追
缉一个逃犯，他看我形迹可疑，就把我带到治安室。我说你凭什么抓我？他布满血
丝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说，我一看就晓得你不是个好人。我气得一拳朝他打去。他
大喊大叫，来了几个人将我制服，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被关押起来。他们
讯问我是哪里的？我当然不能说真话，让家里人知道我犯案关了牢房还不把他们急
死？就说我是上海知青，你们只要把我遣送上海就有人来接我。他们当然也不相信。
牢房的日子简直记不清天数了，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被转送到了蚌埠火车站。
那时正有一列火车开来，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苏联电影《红叶》里的一个镜头，
像那个男主人公一样，我等火车驰近大约相距百米的时候猛然跳上铁轨跑去。我的
身后是“有人自杀！”“抓逃犯！”的惊呼，但谁也不敢来追赶我，等到长长的火
车呼啸而过，我早已逃得没了踪影。
哇塞，你真酷啊，纪总。简直像个江洋大侠。来抽烟，我也陪你抽一支。
我和郑珏到走道上，点燃了烟。她一脸崇拜地看着我，我向她吐了一团雾，听
得过瘾吗？
她车过头去，呛咳一阵说，哎呀，你快点说说后来嘛？你后来到上海没有？
我卖关子说，你不请我吃饭，我就不讲了。由于从颐和园赶回宾馆再赶到车站，
我们没来得及进晚餐呢。
郑珏说，我差点还忘了，现在立即去餐车，我做东。
那次我分文没有了，趴货车到了上海，在沈妈那里过了半个多月。那一年苇姐
刚结婚，姐夫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就在沈妈的小楼房辟出一间做了新房。这条小弄
简直是个植物园，有参天大树，有爬墙虎，晚上还能听到蟋蟀的叫声。附近有座高
达六层的美式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在外国。记得沈妈带我出去看过几场“批判电影”，
什么“乌鸦和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常常掏出手绢拭眼，我也陪着她掉
泪。苇姐和姐夫陪我到外滩去玩时给我讲了一席话，让我终身受用。人必须从精神
上赢得尊严，成为真正的强者。惟一的途径就是学习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在上海乐不思蜀，是接到父母的信后回家的。他们估计我要是活着肯定就在
上海。我回去后，正碰上大学招生，在我据理力争下，父亲才动用关系把我作为工
农兵学员推荐，我就这样进了大学，开始潜心读书。毕业后我选择在图书馆坐拥书
城，著书立说，别无他念。
啤酒的泡沫在漫溢。郑珏说，快喝了这杯，讲最紧要的，你的第一次婚姻吧。
我咽下了一杯苦酒。二十八岁的时候，屈从父母的压力，尽长子之孝顺，我和
一个乡下姑娘订了亲。说实在话，当时有许多农家女孩就是这样嫁给了城里伤残或
智残的孩子的，我们是干部家庭，自然条件更优越。但这对我多少是个委屈，我算
智残还是伤残呢？就只能这样解决婚姻？我这辈子就犯不着从恋爱到结婚了，性爱
成了直奔的主题，两个月后，我们就进入事实上的婚姻。当然，无论如何，我都要
真诚地对待人家。我悄悄地把她带到上海沈妈家里，算是一次旅行结婚吧。
那一次沈妈非常高兴，就像她有了儿媳妇，拿出一枚金戒指戴在我老婆的手指
上。她揭开床褥拿出她过去时的照片，这是逃过文革劫难留下的照片哪。一张是她
穿着旗袍拿把扇子，千娇百媚的样子；一张是她跟商人丈夫的合影。沈妈是绍兴柯
桥人，没什么文化，十九岁就给快五十岁的丈夫做了三姨太。她一副天生的好身材，
到老也没变；那双眼睛尤其美，像上官云珠，流露着圣母般的慈爱。那次我还知道，
苇姐非她亲生，是从孤儿院里抱回的。苇姐的亲生父母后来找来了，她仍然舍不得
离开沈妈。沈妈还抱养过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时被他的生父生母要回去了。
那次苇姐要我们照一张婚礼照带回去，我没有同意。回来后，我请几个朋友到
我家来吃饭。把自己灌醉后，我举杯说，现在我宣布，我已经结婚了，今天就是我
的婚礼。朋友们懵了，连新娘都没有，这算什么婚礼呀。我说，是朋友以后就别跟
我再提婚礼二字。
要说婚礼也算举行过，那是沈妈一家来作客的时候。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来。
文化革命大串连爆发，我随班上同学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第七次检阅后就去了上海。
我凭着一个信封上写的“淡水路121 号”的地址在一个黄昏找到了沈妈的家。沈妈
见了我大感意外，摸着我的头连连说，侬都长这么大了？侬还记得阿拉咯？侬真是
个有心人哪。在上海的十二天就有八天是在沈妈家过的，我很喜欢吃沈妈做的糖醋
排骨，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菜。那时候上海乱七八糟，沈妈怕我出事不要我出门，
出门就要苇姐带着。我和苇姐到处看大字报，也第一次去了外滩，我们建立了很深
的感情。记得临走她送我时，在十六铺码头，我说我没有姐姐。她流着眼泪说我就
是她的亲弟弟。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接上了关系，通信不断。沈妈说，阿拉这次来
就是吃大元的喜酒的。沈妈的话不能不听，我总算补办了一场喜宴。喜宴上，母亲
和沈妈在拭着眼泪。坐在一条凳上的我和妻子却相视无语。
那时候国家刚刚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而这些灾难都被我们一场不拉
地承受了。
那一年我刚进小学校门呢。我们这一代很幸运，但是也很苍白，没有你们那些
惊心动魄的经历。干杯吧，纪总。
郑珏面呈酡颜，她是为了陪我而放纵了自己。我也很少像这样喝光一瓶啤酒，
如酒的往事把我灌醉了。
我说郑珏呀，如果能逃避灾难，我宁可不要什么惊心动魄的经历，宁可晚生十
年、二十年。一九五七年大家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那场政治灾难跟我
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只刻骨铭心于那个寒冷的黄昏，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六岁的
孩子匍然倒地，世界跌入了漫无边际的黑暗。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我上学读书的第一个寒假。我捧着跟我的脸差着不多
大小的饭碗晃悠到邻居二贵家。后面跟着我四岁的弟弟。二贵是个大孩子，大我一
倍。他哥是公社武装部的干事，那时候全党全民灭四害，打麻雀，所有干部都配有
枪。我以为天上飞的麻雀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我到二贵家是看稀奇的，因为那天
他家打了不少麻雀。二贵正在摆弄有功之臣——那杆鸟枪。他的嫂子斜坐在桌旁敞
怀喂奶。奶香和炊烟的香气弥漫着。我从桌面看去，那乌黑的枪口正对着我，我想
从那枪口看到里面去，或从准星里看到二贵那只觑着的眼睛。
那个时候我家从县委大院搬出来一年多，是因为我爹出了问题而遣送下来的。
我爹的问题跟反右运动有关，可能有待作甄别处理，在队里监督劳动，剃了光头，
人们早就将他视为右派了。邻居二贵肯定风闻了我家是右派的传言，这种传言潜意
识里催动他扣动扳机。我要打死你这个右派儿子。他瞄准时嘴里“炯炯”地叫着，
我听到那以假乱真的声音有点想笑。这时，恰巧母亲在唤我，我刚朝左车过头去，
一声枪响，我眼前一片血色，支撑了一会，晕倒在地。
鸟枪里的子弹几乎一颗不撒地打到了我的右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