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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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明朝宦官与政治（3）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成化十三年（1477），又设西厂，其后罢而复设，至成化十八年（1482）才正式撤销。但至正德元年（1506），又予以恢复；刘瑾专权，还设立内行厂。万历时，又建内厂。正可谓五花八门，但它的使命是始终如一的：“缉访谋逆妖言大逆等”，和锦衣卫相同。但是，东厂与锦衣卫的重大区别在于，东厂由皇帝心目中最可靠的心腹宦官担任提督，通常都是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也正是由于和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威权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厂的组织是，由掌印太监一员统领，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公干，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已，而东厂关防“特称太监”，以示威重［14］。下属无专官，但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又称贴刑，都是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役长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的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门负责伺察，有百多名。手下有番子千余人为干事。
在组织形式上，厂与卫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为密切。且不论他们直接的顶头上司都是皇帝，俨然是一个猎人手牵两条猎狗。东厂的具体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巧者乃拨充之”［15］；而锦衣卫官，则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如英宗正统时王振为司礼太监，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即其私党，可谓政出一门。虽然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倾轧，皇帝的信任程度，有时也会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明中叶后，随着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锦衣卫依附于厂，厂权大于卫权。清初查慎行曾谓：“二百年阁臣与卫皆厂之私人，卫附厂以尊，而阁又附卫以重。”［16］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明正统时宦官马顺牙牌东厂侦察访缉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皇帝外，上自王府、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每个月月初，厂役数百人分头侦伺官府，记录会审情况，如口供、拶打数目之类，称为“听记”，而在其他官府及京城、皇城各门侦缉来的情况，叫“坐记”，由胥吏整理成文，上报于厂，称“打事件”。《明史？刑法三》记载，由于东厂能直接通天，他们整理的情况即使在夜晚也可以从宫门的门缝中塞进去，有专门的宦官送给皇帝参阅。这些小报告无所不录，包括百姓的米盐琐事，都予以记录，因此从官府到民间，人心惶惶，“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这些社会渣滓，作为打手。这批亡命之徒，把东厂当作诈骗钱财，报私仇的黑窠子。他们得到一个秘密，马上就报告档头，档头看其事大小，先付给一笔钱，称做“买起数”。然后带领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突然闯进事主家时，如果事主肯花大钱买平安，就了结；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称作“干榨酒”、“搬罾儿”，比宫刑要厉害十倍。而且蓄意让事主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果私囊中饱了，就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报告东厂头子，将事主送进北镇抚司的诏狱中，死路一条。
锦衣卫下领十七个所，分置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死后允许身材魁梧的亲子弟代替，如无则从民户中挑选。校是校尉力士，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担任。他们除了充当皇帝的侍卫和仪仗队外，与东厂一样，专司侦察，当时称为“缇骑”，一般都有四五万人，多时达到十五六万。这批人臂壮腰圆，一大二粗，横行街市，犯下无数罪行。名义上，锦衣卫“凡缉事，必行贿受贿有人，现获有赃，获赃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17］。但实际上，完全是无法无天。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在奏疏中，痛斥其弊说：“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致。有盗经出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毒害可知矣。”［18］起先，锦衣卫的特务抓人，还拿了刑科签发的“驾帖”，后来连这个形式都不要了，任意逮捕。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即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19］
第13节：明朝宦官与政治（4）
抓来的人都送给锦衣狱，也就是北镇抚司所管的诏狱。谁进入这座黑牢，不啻是下地狱。有一本书，叫《诏狱惨言》［20］，署名“燕客具草”撰，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此书详细地记载了“天启乙丑（1625）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的冤案。起先，阉党头子魏忠贤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21］。这样，杨涟等人就被分别诬陷为接受熊廷弼贿赂，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之战中丧师辱国的罪名（按：熊廷弼的被杀，本身就是一大冤狱）。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残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来。请看：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按：
魏忠贤的干儿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按：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死于锁头（按： 狱卒之头）叶文仲之手……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由此不难看出，在审问之前，审问官“袖中已有定案”，早已编造好假口供，审问完毕，便“具疏以进”，直接上报皇帝。堂堂国家大臣被任意诬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杀，一个个都惨死于诏狱之中。诏狱的刑法是极其残酷的。刑具达十八种之多，除了拶指、上夹棍、剥皮、舌、断脊、堕指、刺心等酷刑外，最残忍的是所谓“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22］。
正是由于诏狱是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谁也不敢问津。嘉靖时刑科都给事中刘济有谓：“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23］惟其如此，诏狱比起一般监狱来，才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诏狱中的一件件冤狱，“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24］。万历年间，诏狱中不仅关了几百人，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有些人竟然在这座人间活地狱里，被关押几十年。如钱若赓在礼部任职期间，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朱便想找个机会把他杀掉。后来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被诬为酷吏，由朱翊钧亲自下令，投入诏狱，坐牢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真是骇人听闻。其子钱敬忠成进士后，连连上疏鸣冤，读来字字血泪：
臣父下狱时，年未及四十，臣甫周一岁，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见父就狱，两岁之中，相继断肠而死……止余臣兄弟三人，俱断乳未几，相依圜土。父以刀俎残喘，实兼母师之事。父子四人，聚处粪溷之中，推燥就湿，把哺煦濡……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25］！
幸亏钱敬忠上疏时，朱翊钧已经寿终正寝，明熹宗朱由校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把仅剩一口气的钱若赓释放，才没有死在诏狱内。本来封建时代的所有监狱都是人间地狱。但在明代，凡是偶有从诏狱中被转到刑部监狱中的犯人，对比之下，觉得刑部监狱简直就是天堂了。明末瞿式耜曾经写道：“往者魏（忠贤）、崔（呈秀）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26］显然，诏狱实在是第十八层地狱！
第14节：明朝宦官与经济（1）
厂卫的横行，在全国上下形成了告密的坏风气，弄得人人自危，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政治秩序完全被扭曲，正如崇祯时大臣刘宗周所说：“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27］这样的局面，只能导致封建政治更趋腐败。
依仗封建特权进行疯狂的搜刮，使厂卫头子们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所谓“厂卫官役皆家拥雄富，动至巨万”［28］，还是小焉矣哉。江彬家有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胜数；刘瑾有金银数百万，各种珍宝难以胜计；钱宁被抄家时，也有黄金万斤，白金三十万斤；魏忠贤的财产总数，当时没有公布，至今仍是个谜，但他的家产，据估算可供边防数年的开支，显然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这些不义之财，归根到底，都是民脂民膏。
二、 明朝宦官与经济
明朝，宦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与宦官对政治给予巨大影响的过程，不但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是交互影响、交互促进的。高度发展的君主集权使宦官擅权有了必然性、可能性，而由此而来的腐败政治，则是宦官得以在经济领域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温床。由于能够玩弄权术，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上层多数是无赖出身，他们在奴性十足、卑鄙无耻、阴险狠毒上，往往远远超过一般的官僚，而其行事却是打着至高无上的主宰——皇帝的旗号进行的。他们自己既不受任何官吏的考核监督，也不必顾及民生疾苦，因此在经济领域里所涉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延祸之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