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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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畏新于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九七年七月
第 一 章 平 静 的 一 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沦陷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恢复了它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统治权。可是仅仅过了四年，政权再度易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人民政府，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对于王明道先生来说，四十年代也确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九四二年日本人统治华北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严酷的属灵战争，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为此深深地感谢神，且从中取得宝贵的教训。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更加严酷的属灵战争就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的王明道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人民的新政权，应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在他二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解放军入城 。。。。。。 予出至市，正过马拉炮队，后为步兵。军乐前导，奏中乐调。
后为军鼓号，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
未见。”
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但是在北平教会和传道人中间，确是有人心存惧怕和怀疑。早在一月三十一日 （旧历正月初三），解放军还未进城之前，北平各教会即已筹备应付时局之转变。王先生慨叹那些无信仰、无使命，只求随时应付环境的传道人可怜万分。在他二月八日的一篇讲道《翻腾的海与止息风浪者》中，他劝勉圣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应运而生。 连续三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环境，以图生存。这就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计议怎样维持工作。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事：封闭礼拜堂、逮捕传道人和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王先生去该市圣会所讲道一周。每次他坐在三轮车上路过旧法租界的山西路、赤峰道口时，都会看到那里天主教修道院的一片砖墙上，用白漆自右向左所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这条标语至少保留了二、三年之久。他每次去天津讲
道时，都看到这条标语，所以他深信共产党是给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况且解放一年来他去全国各地讲道，特别是他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地讲道，途中从没有任何人盘问他，讲道也没有人干涉他，而且聚会的人很多，因此他就愈发相信共产党是不干涉信仰自由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实在是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
第 二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的 走 向
全国平定以后； 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 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 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 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 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 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 中国教会的命运会跟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 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 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舰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 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 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 他一提倡； 谁敢不响应？ 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 同年四月到了北京； 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在同年九月廿三日发表《革新宣言》； 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 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 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 王先生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几个省市领会。五月廿六日他在长沙与各教会领袖谈话时； 有人以为他也是基督教访问团一伙的人。他们请他报告北方教会的状况； 他说他不清楚其它教会的情形； 但知他所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一切如常。回到北京以后他才知道； 情况已经与前大有不同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 朝鲜战争爆发； 廿七日美国参战。七月廿七日联合国通过决议； 组织联合国军参战。到了十月廿五日； 中国就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这一件事成了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革新宣言》发表在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 是支持帝国主义呢； 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 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 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廿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 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 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第 三 章 五 十 寿 辰 的 前 前 后 后
五月下旬； 王先生在武昌领会期间； 想到自己将届五十周岁； 思绪万千。在他五月廿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省的话：
“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
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
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
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从这段话里； 我们看见他有极其远大的抱负； 不只要继续为神作工； 而且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也实在悦纳了他的心愿； 并且把他一生的工作推到了一个顶峰。
六月三日他由汉口返抵北京。在翌日上午的礼拜中他传了一个信息； 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预示一场属灵的争战即将开始。七月廿五日他五十寿辰那一天； 上、下午前往祝寿者达二十余人； 各人赠送他一些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但他仍能忙中抽暇写了《五十年来》一书的“序言”约七千字。晚上； 夏令特别聚会开始； 当日的讲题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讲到他从出生到十四岁信主这一个阶段。
八月中旬； 他去天津领会。八月十四日他在津时； 想到基督徒会堂工作之重要； 心有所感； 当即在他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北京教会之工作何等重要； 非惟数百人进退安危之所系； 亦全国教会之所关； 予竟轻
忽怠惰； 不加注意； 不恳切为之祈祷； 不殷勤忠心工作； 视神家与神工犹儿戏； 真重负神恩
之托付。今日午后思及； 惭惧交作； 此次返京后； 再不能不重新振作； 好好为神作工矣 （下
午五时十分）。”
从王先生的话里可以清楚看见； 他已经认识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必须为神的名站住； 并且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想到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既是惭愧； 又是惧怕； 因而极力自勉； 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使命。
九月三十日； 《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了。三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三年之前； 他曾接受一位青年圣徒的建议； 写一本他的自述； 乃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着笔； 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为止； 共写了七章。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冬他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 而成是书。《五十年来》的出版； 为中国教会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第 四 章 王 明 道 先 生 夫 妇 二 三 事
人过半百； 阅历可能增长不少； 然而性格却常常没有太大的改变。王先生也是这样。在开始谈王先生夫妇二三事之前； 对他们二位的性格； 似应有一介绍。谁最有资格作这件事呢？ 知父者莫如子； 下面是他们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元旦在《福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和母亲》中的几个片段：
“如果有人听过我父亲讲道以后； 还想知道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脾气的话； 那么这里便可能有一点在主观环境中的客观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一部分好的； 也一样包含一部分不好的； 好在我父亲平日对于‘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那种哲学根本就不太推崇的。
“我父亲的胸襟宽大的还不够理想； 因此往往因为一两件恼人的事； 脸上的颜色、形状就都有不少的改变； 不过有时仍能不致影响工作。例如前两年多宋尚节博士的丧事礼拜的时候； 因为汽车误事； 开会时人未到齐； 我父亲便急躁得了不得； 但那次的讲道仍然是我所听到最感人的几次讲道中的一次。自然这并不足为训； 还是以能不生气为最妙。所幸这几年已经好的多了。
“我父亲的工作； 很得力于我的母亲； 这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不过‘得力’二字用在这里似乎极为不妥； 恐怕很少有人是这样得力于‘掣肘’的。因为在许多习惯上ΔΔ甚至于有些见解上ΔΔ我父亲的与我母亲的恰好相异。例如我父亲好讲礼貌； 而母亲以为待人主要是使人觉得亲切； 父亲雅好清洁； 因此有时在聚会前去指挥扫院子； 而母亲觉得应当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保持清洁； 父亲讲道时常注重信徒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