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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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原基督徒会堂的信徒田凤銮大夫走过去，搂着王先生说：“王先生，你可真进步了，现在你到青年会来念检讨了。”她这番夸奖，比打他两个嘴巴还要叫他难受。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头还要惨。
散会以后，王先生从青年会出来，贝蕴锦小姐对他说：
“明道兄，你赶快去报名参加三自会的学习。”直追着他。王先生说：“我命都顾不来呢，还参加三自会的学习？我不去！”
贝小姐仍旧跟着他。他说他要到甘雨胡同去看看，她也跟着到了甘雨胡同。王先生进去一看，院里的东房和南房都贴着封条，只有田稼丰先生住的那三间屋子没贴封条。外院那两间书房也没贴封条，因为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住在那里，一直到王先生出监前几天才走。看过以后，他就回史家胡同去了。
贝小姐还是跟着他走。他们快要进史家胡同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拉着王先生的手说：
“王先生，您出来了，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您出来了没有变。要是变了的话，我们宁愿您死在监牢里。”
王先生心里说：“阿门！对！对！我若是变了，还不如死在监牢里。”
贝小姐拉着他，叫他快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说这种反动的话啊？”
到了会堂，院子里已经有好些人等着他。那时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天气不冷也不热，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谈。四点钟左右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参加过下午那个检讨会，轻轻地对王先生说：“我跟您上楼说几句话。”他们就上楼去了。他问王先生：
“您刚才念的那个检讨是您自己写的吗？”
王先生怎敢说不是？若说不是，马上可以把他再逮进去所以他回答说：“字是我写的。”
这个年轻人就明白了，字是王先生写的，可意思不是王先生的意思，是公安局干部叫他写出来的。
时间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王先生刚念完检讨，王太太就出了监门。她是天快黑的时候出来的，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他们两人的东西都拉回来了。当时天还下着小雨，东西都淋湿了。她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唱一首赞美诗：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 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 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这首诗是她在监里时一直想唱的，但始终憋着不能放声歌唱。所以她暗暗下了决心，一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弹琴唱这首诗歌赞美神。她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弹完这首诗以后，她就上楼了，他们二人才能在一起自由谈
话。王先生心里是又惭愧，又惧怕。惭愧的是自己失败到这个地步，还有甚么脸见人；惧怕的是处在这种境地，一不小心还得再进草岚子。
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位姊妹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王先生，今后可不要随便说话，现在人都变了。”想起昨晚刘姊妹对他说的话，他就越发小心。从这以后，他无论跟谁也不敢随便说甚么话了。
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无异置身人间地狱。
第 二 十 六 章 获 释 之 后
出监刚刚两三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来，说公安局的人叫王先生夫妇去屯绢胡同谈话。此后他们差不多每两个礼拜就要去一次。每次去，政府干部都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沙发上，给他们预备热茶，摆上瓜子、花生和糖果等等。两位干部一边一个陪着他们，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每次他都在。如果当时不在，一个电话过去，他马上就到。他一趟又一趟地跟他们谈，说话相当和气，态度也十分温柔，而且从各方面替他们着想，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所盼望的无非是他们赶快出来，参加三自会，可是事实上这件事他们办不到。他们在监里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出监以后，看见许多信徒仍是那样单纯，那样爱主，持守当日所传给他们的真理之道，并且盼望王先生没有变，仍旧走主的道路，这个“三自”他们如何参加得了？但又不敢说出口，苦就苦在这里。
一些已经参加“三自”的人，看见王先生出来了，迫不及待地找机会立功，讨政府的欢喜：
贝小姐九月三十日下午作了一番规劝回到香山之后，又从香山写信给王先生，由她和刘苏琴小姐联合署名，对他在青年会所作的假检讨倍加赞扬：“你念的检讨为神人所共悦。”王先生看了以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它摔在地上了。
过了几天，基督徒会堂的两位信徒去看王先生，一位是生懿新小姐，一位是柳晓津弟兄。他们对王先生说：“吴耀宗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你不应该反对他。”王先生听了，简直都要气疯了。吴耀宗先生明明是假先知，他们却夸奖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王先生怎么受得了？但那时他不敢说一句批评吴耀宗的话，因为一批评，马上又得进监。所以他就趴下来，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说：“我的贤侄、贤侄女，你们饶了我吧！别再往下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他就跪在楼上那个水泥地板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头。两个人自觉无趣，也只好住口了。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一位佟弟兄到北京去看王先生。此人原是王明道的狂热拥护者，在上海愚园路有个聚会的地方，他们那个教会什么都向北京基督徒会堂看齐：诗本用基督徒会堂的赞美诗，名字也叫基督徒会堂，与王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参加了‘三自’，并且当了吴耀宗先生的助手，帮他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次他来看王先生时说，“吴耀宗是很谦和的。”王先生一听马上火起来了，从那以后佟弟兄再也不去了。
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会堂也有一些神的余民，坚决拒绝与三自会发生任何关系：
王先生进监以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王晓彤姊妹写信去声明退出该教会，从此再也没进那个教会的大门。王先生夫妇获释时，她已经搬了家。当时她正在病中，听说他们住在会堂，就托知心朋友朱姊妹去探望，说王晓彤愿意见见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愿意见见她，因为那时他们的确很迷惘。王先生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实在不好走，所以他们就去了。走到南小街，见一个人站在那里，是熟人，但又不太熟，看样子像是监视他们的。他们到了王晓彤姊妹家，她就对他们说：“教会参加‘三自’，就是淫妇。”同时还把她写给基督徒会堂、声明退出该教会的信读给他门听。这时他们才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三自会，在这件事上再也不能往前迈一步了。
王笃恩弟兄是一个敬爱王先生的人，他没有进监。当他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时，马上打电话去。王太太接的电话，证实这件事，他就去了。王先生把他带到楼上，跟他谈话，一边说，一边哭。他坐在那里听，心里难过极了。可不知怎么的，他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只听王先生一直说自己太失败了，悔恨自己。
尤一波弟兄出监比王先生晚一个多月。他出监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对他说：“叔叔出来了，咱们去看看他。”他们看见王先生好像顶懊悔的样子，不肯说话。因为他老是坐着，腿都肿了，没有下楼去参加聚会。作完礼拜后，他们再上楼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对不起你们！”王先生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捕的，他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王先生获释后不久，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弟兄也出来了。他回到北京，从火车站打电话到会堂，得知王先生确是已经出来了，就雇了一辆三轮车，直接到会堂去见王先生。谈了一些时候，再带着行李乘原车回山老胡同家里去。
李再生先生听说王先生夫妇出来了，住在会堂里，就又去给他们做饭。人家都害怕，他什么也不怕。有一天徐弘道先生来了，到会堂楼上去看王先生，李先生也跟着上去了，他当着徐先生的面说：“我真感谢主，他们俩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回来了，他们也回来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在这里给他们做饭。我是他们的一个安慰。”
天津的甄品道先生夫妇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后，十月初赶到北京去看他们。他的太太先去，看过以后当天就回去了。他是第二天去的，住在前门外一个同乡的家里，然后去会堂看王先生。但见王先生十分难过，半天不肯说一句话。此后有一天他再去看他时，陈荷生先生夫妇也在场，王先生就对他们说：“唉，我们都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这不是正演着了吗？”这么一说，话就谈不到正文上去了。对于参加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他始终避讳去谈。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王先生出狱才半个月，李再生和甄品道邀他去陶然亭公园游园。王太太因为还信得过他们，就答应了。这时翁立升也在场，想与之同去，他们又不好拒绝，所以就大家一起去了。朋友们原是想跟王先生单独出去谈谈，翁这么一来，就不好谈了。翁立升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太可靠，他从前作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王先生被捕前他就常去会堂，现在王先生获释回来，他又来了。奇怪的是，当别人都不敢接近王先生时，翁立升却敢于和他过往如此之密，而且一直没出过问题，也没听说他受到政府的注意，看来他是有任务的。
在陶然亭，他们都劝说王先生登台讲道，可是王先生不能这样作，但又不能明说，他的心情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李再生觉得王先生对他不像从前那么坦诚，就问道：
“明道哥，你对我好像有点怀疑吧？”
王先生伸开右手，然后以手抚胸说：“我是满腹狐疑。”
坐在旁边的翁立升哈哈大笑起来：“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人：人家怀疑你，你还就问；他怀疑你，他还就说出来。”
午饭时间，他们把带来的面包、酱肉和水果放在桌上，也把纸包着的一斤块糖摊开，放在桌上。四人边吃边谈，谈到陶然亭，又谈到陶然亭的香冢。王先生突然想到含冤就缢的香妃，就把块糖向四外推了推，在那张一尺见方的黄色包糖纸中间露出一块空白，他拿起钢笔，在那块空白处默书了“香冢”的碑文（注），然后又通读一遍：
“浩浩愁，莽莽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孤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烟魂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王先生此时是藉诗文抒发内心的惆怅，言己之不敢言。但这首词很可能被汇报政府，成了定他“释放后喊冤叫屈”罪名的根据。
寻找各种机会去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当然大家都害怕与王先生过从甚密会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刚刚释放的人，更是不敢多接近他。然而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是有来往的，逮捕并没有割断肢体间生命的联系，大家的心仍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王先生出监以后，心里一直怕得要命，就像上刀山一样。可是王太太一点也不怕，总是很乐观。有一天王先生问王太太说：
“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演戏传道啊！”
“是啊！”王太太鼓励他，“你不应当害怕。”
他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去屯绢胡同谈一次话，这件事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负担和压力。政府干部每次都要问他们：“你们搞通了没有？”他们每次总是回答说：“还是没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