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26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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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
“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万万剐”，以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段、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Number ： 8873
Title ：安度人生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10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宋玉林
许多人生问题，可以每天逐步解决，无需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譬如做工，虽然上班会花掉人大半生时间，但终不失为心安理得地求温饱的好方法。大部分其他的方法：投机、偷盗、赌博或干其他犯法的事，以满足欲望，总比安常处顺地每天上班工作冒险得多。人们千方百计求发达于一次一时，为此而花的时间，一般不比上班做工的少，但担惊受怕的时间却更为多。
Number ： 8874
Title ：生活的抉择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10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王继增
只选一把椅子
只选一把椅子。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面包师，把我引介到歌的王国里。”世界歌坛的超级巨星卢卡诺·帕瓦罗蒂回忆说，“他要我勤奋，以开发我嗓子的潜力。阿莱戈·波拉我家乡曼多纳市的一位职业歌星收我为徒，同时我还在一所师范院校就读。毕业之际我问父亲：“我是当教师呢，还是做个歌唱家？”
“‘卢卡若，’我父亲回答说，‘如果你想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你可能会从椅子中间掉下去。生活要求你只能选一把椅子坐上去。’
“我选了一把椅子。经过7年的努力与失败，我才首次登台亮相。又过了7年，终于到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现在想一想，不管你是搞建筑，或是写一本书无论我们干什么都应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它，矢志不移。这就是成功的秘诀只选一把椅子。”
别怠慢我
“有时欺负人也有别具一格的方式。”希尔·诺尔顿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之一的总裁罗伯特·L·戴伦斯奈德说，“怠慢就属于这一类。不过我有办法对付它。”
“有一次，在等着在一个大会上发言之前，我默然地坐在一个房间里，旁边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贵族气十足的银行家。为了打破沉默，我问了他一个有关加拿大议会正在辩论的一项贸易法案的问题。他只是轻蔑地‘嗯’了一声。过了几分钟，我又问了他一个另外的问题，可这位先生仍然保持着石头般的沉默。于是我写了张条子递给他。银行家的脸一下子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但转而他又大笑起来。他可能觉得除了对我友好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我在纸条上写道：‘我可以同你一样保持沉默，要多久就多久。’”
自己出价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总编萨姆·唐纳德说：“1959年，我想找一份工作。颇具传奇色彩的股票商H·L·亨特正想招一名速记员，我一瞧薪水丰厚，于是就前往应聘。亨特的秘书对我说：‘你最有希望。’我被引见到亨特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工作要多少报酬？’我自以为我的回答很高明：‘我工作要很高的薪水。所以，凡是你认为与薪水成比例的工作我都可以干。’亨特打发我出去了。
“过了几天，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亨特先生问你工作要多少报酬时，他希望你能开个价儿。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价值都搞不清楚，那他就什么也干不成。’”
Number ： 8875
Title ：一场官司
作者 ：赵洪波
出处《读者》 ： 总第 110期
Provenance ：《法制日报》
Date ：1990。3。3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革命导师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就在本世纪的20年代初，这首著名的歌曲在它的诞生地法国，却引起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
1920年底，《国际歌》的曲作者比尔·狄盖特逃出了蜕化变质的第二国际，加入了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所属的法国支部，翌年之初，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宣传《国际歌》为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