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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9章

读者十年精华-第27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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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冰心先生病倒,住了院。

  一部大作品,就这样没能写成,实在可惜了。不敢说,它必是杰作,但以冰心先生态度的真诚、思想的敏锐、文笔的清晰,它肯定会是一部心血凝结成的作品,字字都能滴得出血和泪来。有深仇有大恨必有大情,这是能出佳作的基础。

  10年前,吴文藻先生病逝时,来了许多吊唁的友人和学生,冰心先生当着人没有落过泪。谁都知道,她和吴先生是模范恩爱夫妻。她把泪藏在心里,坦然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后来写成一篇纪念长文,文字却非常活泼,还写了大量吴先生的笑话。可见,她并不有泪轻弹。

  冰心先生的豪恸全是为了可爱的朋友,为了多难的祖国,为了民族遭遇的屈辱和劫祸,多少次了,都是这样。她是一位真人,坦诚而透明,她落的泪,就是她的诗,一种最激烈、最博大、最无私、最奔放、最抒情的诗,字字都厉害,铿锵有声。

  我讲的故事使在座的海内外同行们大为动容。他们此前都不曾听说过。大家都为先生未能完成那部大作而惋惜,以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损失,盼着老人能早日康复,将这部世纪故事最终搬上稿纸,了却她的最大心愿,也是大家的最大心愿。

  梦是创作的一种源泉。

  冰心先生喜欢清晨写作,思绪仿佛由梦境中直接流淌出来,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病榻呓语》、《我梦中的小翠鸟》、《我的家在哪里》这几篇公认的冰心近年的代表作都属于此类。

  梦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亲情,也有离别;有成功,也有失落。它们是梦的经纬,它们织出了一个璀璨多彩的美丽黄昏,为永不止息的生命做了一个高大的天幕。

  冰心先生零零星星地告诉过我许多早年的故事,都和甲午海战有关。根据我的观察,她的这些故事迟早都会进入她的文章。类似的例子已经数不胜数。我相信,这大概已是一个规律:大凡在思想里反覆出现过的故事,十之八九离日后落在纸上形成文字已经不是太远了。

  我想,冰心先生说的那些故事可能就是“大作品”中的一些可贵的单元,也许正是它们不止一次地引得老人号啕大哭吧。

  早年的中国海军中福建人居多。甲午海战和威海战役中牺牲的福州籍海军将士自然也占很大的比例。福州主街上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报丧的白榜,差不多隔几个门就有一家的门上贴着这种不祥的死亡通知书。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先生是天津水师学堂的高材生,后来在北洋水师里服役,在德国制造的远航巡洋舰“来远”号上担任枪炮二副。当时他新婚不久,太太姓杨,出身于福州大户人家。他们那时还没孩子。这位新婚妻子外表文静,性情却很刚烈。国难家难当头,她暗暗地在身上揣了一块“大烟”,准备一旦白榜贴到自己家门上的时候,便服毒自尽,跟随为国捐躯的丈夫而去。她终日沉默寡言,镇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使得看见她的每个人都为她感到难过揪心。善良的公公看在眼里,私下嘱咐和她年龄差不多的两位侄女,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日夜守护,以防不测。这种顶着雷的日子一直延续了数百天,直到丈夫战败归来。这位文弱的中国妻子的形象很有典型性,她正是那些在民族存亡关头中苦苦支撑每一个行将破裂的家庭的主妇们的代表者。她就是冰心的妈妈。

  这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正在辽南大连水域上和日军作战。他的“来远”号战舰连中日炮数发,多处起火。他的战友死伤惨重。有一位他的同乡水兵,被炮弹击中,肠子飞到军舰的烟囱上,贴在那里挂着。战后掩埋尸体时,战友们把烟囱上已经烤干的肠子撕下,塞进他的肚子。冰心的父亲后来多次向小冰心讲述这位烈士的死难故事,说他的死极其壮烈,是中国士兵不屈的精神象征。

  “来远”号在旅顺稍事修理之后,和丁汝昌的舰队一起返回威海,在刘公岛遭到日军由陆路上的包抄围攻。“来远”主炮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摧毁了已经被日军占领并对北洋舰队构成极大威胁的南帮炮台。后来,“来远”遭到日军鱼雷的袭击,被炸沉。谢葆璋泅水返回刘公岛。此后不久,北洋舰队随即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过了6年多,这位叫谢葆璋的中年海军军官,带着他的一岁多的女儿谢婉莹来到离威海不远的烟台,创建烟台海军学校,立志报国雪耻。他让小女孩着男装,教她骑马,带她上军舰,听军乐演奏,看旗语挥舞,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种上一副厮杀疆场的男儿英雄气概。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大作家冰心女士。在她95岁高龄的时候,她梦寐以求的头等大事就是记下少年时父辈们多次讲述的那段可歌可泣的血泪史。

  别的不说,只要看看她幼年跟随父亲在海军学校中的生活经历,只要听听她积压了近一个世纪的号啕大哭,就会一目了然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归根结底,生活决定了一切。

  这就是历史,没有半点含糊。于是,我们便要感谢她的经历了,使我们看见了民族的灵魂,血蒸出来的真文字。

  梦充满了个人色彩,梦即性格。

  冰心先生爱浮想,自称之为“昼梦”,白日做梦。这或许正是一位作家应有的素质。一日,去医院看她,见她正仰望白色的天花板。她却说:“眼前是一片彩云,五光十色,一会儿一变,十分有趣。”问她何以如此,答:“刚输了点血,可能是输了哪位艺术家的血。”自己率先大笑。

  她爱做美梦,很美很精,令巴老羡慕不已。巴老说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梦不见这等美事的。

  这就是可爱的冰心——永远不失赤子之心,永远追求完满和美好,永远充满朝气,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无所畏惧,有“五不怕”,超脱得很。她胸怀宛如大海,可以波涛大作,可以平静如镜,擦去眼泪,依旧笑对人生,相信未来光明,只要敬业,只要脚踏实地,只要从教育入手,人类是必定前进的。

  梦为她作证。□

 

Number : 9394 

Title :霜叶吐血红

作者 :吴冠中

出处《读者》 : 总第 182期

Provenance :收获

Date :1996。3期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性格决定命运。坚毅克服困难,似乎凭意志总能抵达目标。但,终于觉察自己成了老人,毕竟来日无多,任凭怎样拚搏也追不回青春,留不住时光,是再也无法挽救的哀伤了,人们观赏红叶,红叶,血色黄昏。

  歧途的选择决定命运。1919年我诞生于宜兴农村,家庭贫困,逼我个人奋斗,去投考不花钱的学校,毕业后有职业保证的学校。这类学校都极难考上,我在考试中永远是优胜者,且名列前茅。先念省立无锡师范,后念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7岁青年的感情似野马,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了国立杭州艺专,那个艺术的天国使我着迷了,苦恋了。一见钟情的婚姻往往潜伏着悲剧吧,但我心甘情愿,违背父母的劝阻,我转入了杭州艺专,从此沉浮于艺无涯的苦海中。这是人生第一次歧途的大抉择,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非不知学艺者他日将贫穷落魄,但我属于我自己,自己糟蹋自己谁管得,只暗暗愿我的父母在没有见到我落魄前的满怀希望中逝世,我唯一的恐惧,就是我自己刺伤他们。读莫泊桑小说《牡蛎》,我似乎已经是漂泊在海轮上卖牡蛎的浪子了。

  日本侵略,国土沦丧,我随杭州艺专内迁沅陵、昆明、重庆,开始艰苦的流亡教学历程。因家乡沦陷,音信阻隔,我们沦陷区的学生享受教育部的贷金,我靠贷金读完了艺专,毕业后被国立重庆大学聘任为建筑系助教。在沙坪坝这个文化区任助教很幸运,任教4年也就在中央大学文学院听了4年文史课,主要攻法文。日本投降后教育部在全国9大城市同时举行各学科的公费留学考试,我金榜挂名,争取到了留法公费。于是于1947年到达巴黎留学,实现了最美满的梦想,似乎前途无量了。

  满腔热情投入法兰西的怀抱,成了艺术圣地巴黎的民,心想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不再返回苦难落后的旧中国。我认真学习,探索古典的、现代的艺术精髓,确乎大开眼界,深受启迪。但,一个渐字,渐渐,我的内心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当时给在上海的吴大羽老师写过不少信,吐露衷曲。不意大羽师家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发还的材料中还残存我的部分信件,今日读来更看清了当年的自己,不禁战栗。今录1949年初,即我到了巴黎一年半以后的信中章节:

  “羽师,……在欧洲留学一年半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敬之心完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枝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都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亲亲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条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

  “十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找一个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标。付出了多少艰苦,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里,阴雨于我无妨,因即使美丽的阳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不到丝毫温暖。这里的所谓画人制造欢乐,花添到锦上,我一天比一天更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部都伸在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成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便觉到无限的愧恨和罪恶感。我想一个中国人更爱一个皮匠,他不要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因他更懂得皮匠的工作,那与他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

  及3年学习期满,在矛盾的心态中决定不再延长公费,返回解放后的新中国,这是第二次人生歧途的大抉择,影响着我今后的整个艺术生涯,毕竟今后选择的范畴将愈来愈缩小了。

  1950年秋回到北京,我先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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