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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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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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她：“如果感到有些痛，尽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有事没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她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0型血。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语。　
　　她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她总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的相提并论之处，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我们的确是她的骨血的验证。　
　　像我暗中祈祷的那样，瘤子很软。只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来了，免除了用手术刀刮可能出现的险情。　
　　当郭小明大夫前来告诉我们，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瑞芳高兴地哭了。而我却感到懵懂：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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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记得罗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他的白外套敞开着，行走间一路飘拂着掩盖不住的喜兴，眉宇间也漾溢着手术成功的自得。　
　　一个八十老人的手术，毕竟是外科手术的禁忌。　
　　妈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神智是清楚的，眼睛是张开的。我急不可待地问妈：“您看得见我吗？”　
　　她点点头。眼睛里满是对她还能生还、还能看到已经告别过的这个世界的感激和难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转眼就会消失的谨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她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术前那样混混浊浊、老泪涟涟。眼睛周围那一圈暗紫色的红晕也淡下去了。虽然大夫说过，只要对视神经的压迫一解除，视力马上就能恢复。一但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凭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回到了病房。这次是病房里的护士，和隔壁陪床的小伙子把妈从手术室的推车上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妈，老怕碰伤了术后的她。　
　　当时就来了特护，不过她没做什么，因为妈一直在昏睡。　
　　妈的刀口没有全部缝上，头上还留有一个连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术后脑中的积液。我看了又看那个已然接收了半袋鲜红积液的塑料袋，心里想，怎么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虽说需要排除积液，可这样流下去行吗？接着就避开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个接收积液的塑料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从妈体内流出的积液，在我看来就是妈的血。我身体里流动着的不正是它么，当时真有一种难言的切肤之痛。　
　　妈躺下不久，罗主任就来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枕上，说：“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则积液就排出的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点特异功能，凡是让我心里一蹩扭的事，最后一定有问题。　
　　罗主任还提醒我把手术前给妈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妈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给妈服用“片仔癀”。手术前胡容给了一丸，我又托她买了两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绍说，她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后，吃的就是这种药。对惊厥、痛疼、发炎、感染等症状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不过服了两丸之后妈就说：“那个药还别吃了吧。”她这样说，想必有她的切身体会，便马上给她停服了。　
　　但我觉得这药可能不错，妈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状的、韧性很强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妈多年便结，沉积在肠壁上的有害物质。　
　　下午先生来医院告知，唐棣的汇款已到，和先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将支票所有权转让他人，以期尽快兑换到现钞。　
　　晚上，被称为医院的“王牌护士”来值特护的班。我初到医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约谈，也特别向护士长提出请她特护的要求。见她能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艺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瘀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瘀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相当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　
　　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胆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她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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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手背上的大块瘀血，是不是早就预示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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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