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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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面、谋“双肩挑”的一种手段，校园内的“官念”已蔚然成风，所谓学术泡沫、灰色学术、学术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也由此风衍生而成。
韩水法先生说：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进入过学术本位的象牙塔。大学的这种尴尬，社会要负责任，但校长也难辞其咎。不过，倘若回过头去审视，又觉此论略有偏差。中国过去的大学曾一度走进过这个象牙塔，真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没有跟进，且又退了出来，至今仍徘徊于象牙塔门外。究其前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发现过去大学“校格、校风”之养成，主要得益于当时大学校长一言一行所体现的教育家责任和民主自律精神；现在的大学校长若能尝试做一个纯校长，以集中精力干教育一件事，则无论成败与否，其示范导向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郁王之恋”与“自我暴露”
——从《婚恋中的郁达夫》一文的偏颇谈起
？ 桑永海
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生活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奇怪的是，专门谈论郁氏婚恋的朱旭晨女士的一篇大文，竟然对许绍棣其人一字未提，似乎在郁王之恋中就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似的！不止此也，朱女士倒还责怪起郁达夫来，说“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见2005年《书屋》第７期朱旭晨文章《婚恋中的郁达夫》）。好像郁王分道扬镳全是郁达夫一手造成的，罪过就在他“自我暴露”的“习惯”！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吗？那时节，大概谁也不会断定郁王婚姻会就此终结的吧？
很不幸。这节骨眼儿上，也就是朱女士所称的“后来”，偏偏出现了那个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35年秋，郁家开建“风雨茅庐”，因欠债累多，加上许厅长与王映霞过从甚密，引发夫妻口角不断〔2〕。1936年2月，为解经济燃眉之急，郁达夫应邀从杭赴闽，到福州就任新职，婚后第一次与王氏长时间别离。自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插入，搅乱了他们夫妻感情的平静”〔3〕。爱慕虚荣的王氏以名作家妻子身份，热衷于交际权要，和许某交往更加密切，致使夫妻二人从口角不断到怀恨在心〔4〕。所以，“后来”，即自1935年许某成为郁家座上客起，郁王直至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离婚，后期四五年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有第三者插足的“内外矛盾的交叉”，性质与前期相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也急剧升温，引发一连串如朱文所称“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惊世骇俗的爆炸性事件。许某插足于前，郁氏“举动”在后。这怎么能像朱文那样本末倒置，把郁王劳燕分飞的责任全都归到郁氏“自我暴露”上去呢？
二
在郁达夫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同样是关于郁氏“自我暴露”问题的评价，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那错误的一种说法，却因为人云亦云而得以长时间的招摇过市。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6〕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尤其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这是新文学开拓者之一郁氏独绝的贡献，其功永不可没。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正面价值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朱女士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了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