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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2006-04-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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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擞舸锓蛘飧鋈舜永锏酵猓罢且桓龆懒⑿愿瘛⒆灾饕馐逗图岢肿陨砣说募壑档娜恕薄�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性爱的婚姻的社会的诗艺的悲剧心理的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那也许就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一篇在某个领域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
  注释:
  〔1〕〔2〕〔4〕〔9〕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418、418、340页。
  〔3〕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241、又见186页。
  〔5〕〔7〕郭沫若:《论郁达夫》,见《郭沫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8〕贾植芳:《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千古奇拍

  千 古 奇 拍
  ? 思 晨
  狗年说狗的文章真可谓多,不由人也想写点关于狗的文字。
  确切地说,我并不清楚中国的属相始于何年?但翻书时看到竟有人借属相而拍马,只是被拍者不是属马而是属狗和属猪,所以也就顾不得通与不通,将其称之为拍“狗屁”与拍“猪屁”了。
  据《曲洧旧闻》载:宋代崇宁初,范致虚(此人宋史有传)上书皇帝说:“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表明宋徽宗属狗无疑。这位北宋的亡国之君还真信了范致虚的话,下旨禁天下杀狗,并且赏范致虚钱至二万。平心而论,这个狗屁还真拍出了效益,一拍而得二万,于史可谓难得一见。这消息传到太学,当时有太学生当了众人的面提出疑问:“当今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太学生的意思是说朝廷总爱拿神宗时的熙宁、元丰年来说事,可神宗生于戊子年,是属鼠的,并没听说神宗时就禁止天下人养猫。这话说的确有几分道理,大约也只有当时的读书人才有这样的巧思,发出这样的提问。但放在封建大格局下去看,这话又绝无道理可言,因为在专制社会不仅马屁通吃,狗屁可以无往而不胜,就是猪屁也会有人拍得山响。
  拍猪屁的事发生在明朝武宗年间。明正德十四年,自称“钦差总督军务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的明武宗巡行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王宪(此人明史有传)抄奉出了这样的钧帖:“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这告示实际上说的是明武宗属猪,加之姓朱,所以不准养猪杀猪,如有违反,严惩不贷。至于说吃了猪肉随生疮疾那纯属鬼话中的鬼话。至此我们算是领教了不仅有人会拍马屁,还有人会拍狗屁,甚至有人会拍猪屁。而这拍狗与拍猪者还真得了不少好处。拍狗屁的范致虚后随宋高宗南渡,官拜宰相;而拍猪屁的王宪到明朝世宗时官拜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我不知道这能否算千古绝拍,可这样的拍怎么都可称为千古奇拍,但就百姓而言必为此等奇拍所伤。遥想当年宋朝将有多少以屠狗为业的百姓因此失业,明朝又会有多少养猪的百姓因此遭殃,史无记载不敢妄言,但此等奇拍不仅为个人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也断送了许多百姓的生计则是一定的。
  然而这等千古奇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恐怕还不能算最恶劣的,最恶劣的奇拍恐怕真超出了常人的想像。以常理去想,无论什么朝代,也无论怎样的官员,面对一地发生灾害,死了很多人,这怎么说都是件值得悲哀与可叹的事。可在明朝,这等悲哀之事也有官员上章称贺,这就把千古奇拍也比得有点黯然失色了。《明史·列传》第六十八就记载了康永韶以灾为祥之事。此人是明宪宗时人,当时陕西大饥,他上书说:“今春星变当有大咎,赖秦民饥死,足当之,诚国家无疆福。”而明宪宗居然“甚悦”。倘不是史书如此白纸黑字地写着,真不敢相信受传统文化熏陶了那样久的朝廷官员会如此说话,会拍出让千古奇拍也黯然失色的恶拍。这充分表明专制足以让人变态,任你有怎样的学问,任你有怎样的文化,都难抵专制之威,在专制的格局下,任何奇怪之事都可能发生,任何奇怪之人都可能出现。
  今天当不会再有这等天下奇拍了,但反腐中揭露的各类大案和小案都显示了“拍”在今天仍然存在,就是日常生活中,也不难见识到一些人不经意间就拍了一把。因时间的优势,我们可以嘲笑古人,但嘲笑之余就不该反思我们自己?

  微风宿雾图

  
  ? 王 镛 画

  乌篷的船(沅江)

  
  ? 萧沛苍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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