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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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的教育现实并不容我们乐观。前文所举的四个体罚或侮辱学生的例子只是因为它们给我印象最深刻，事实上，比这些例子更为严重的还有很多。如云南曲靖市某初一学生张波，因没按时完成作业，被历史教师聂某连扇10个耳光，当张波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时，聂某还认为张波装昏，抓着头发拎起他又补了两耳光。一个小时后，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死者的同学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去上该中学不是读书，是坐牢，因为从校长到老师，都把体罚和侮辱学生当成了家常便饭。
就拿现在大家都在谈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来说，权益保护是双向的，一个是不得侵犯他人权益，一个是自我权益保护。这样，如果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单纯依赖成年人对其单向施舍，一旦法盲学生遇到了法盲教师，则学生被体罚及侮辱的现象将必然发生。所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重要的一环，是他们对自身权益的清醒认识和自觉维护，但这些又须由成年人教给他们。
这样，我们不但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培养其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意识，使他们知道自己有对侵犯其权益的行为说“不”的权利，同时还要对教师进行切实的普法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使其明白：你的言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失误，举止来不得少许出格和走样，工作更不能简单和粗暴，因为你虽也是平常人，可却是学生、家长、社会以其理想、愿望、标准塑造出的公众形象，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神圣使命。
法制的力量一旦加强，民主的呼声必将随之高涨，中小学生对不合理现象说“不”的勇气也会倍增，此时，不但他们被教师体罚及侮辱的现象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将由此而被激发，独立人格将由此而逐渐形成，健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指日可待。试想，如果在我们的教育界响彻了学生们勇敢说“不”的声音，那么，这声音将何异于滚滚春雷！
事实上，已经有迷途知返的教师，在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大胆说“不”。
据报道，沈阳市铁西区一位名叫张晶的班主任，为了在新学期之初在班里营造一个严肃紧张的气氛，好让学生从假期的放松状态中尽快转入学习，竟在开学第一天给学生这样的“下马威”：对全体学生罚站及罚抄10遍课文，并对一名学生扇耳光。事情发生后，张晶受到了学校的严肃处理，同时，她本人也意识到靠体罚及侮辱学生，并不足以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
在学校帮助下，她开始在班里试行一种针对教师教育方式的管理制度，即由学生直接选举“教师行为监督员”。该监督员的责任是，如果发现老师再有体罚或侮辱学生的冲动，就立刻对老师说：“老师，放下你的手！”或“老师，请不要这样讲话！”事实证明，这个实验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不但教师的行为从学生那里得到了“校正”，而且师生间关系也从此变得融洽了许多，班里的学习气氛更是空前高涨起来。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文首的关于“魔鬼的辩护士”的故事，大家肯定已经明白，让学生大胆说“不”的价值何其重大，意义何其深远。欧洲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借助“魔鬼的辩护士”的力量，尽可能完善了自己的神学理论，使之更加严谨和富有蛊惑力，我们今天的教育当然也可以利用学生说“不”的力量，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和民主性。更何况我们的教育理论体系并非宗教的神学，我们的学生也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呢。
宗教神学需要来自“魔鬼的辩护士”的声音，我们的教育需要来自学生说“不”的力量。在这殊途同归的行动中，有力求完美的理想同在。
第2章 反省5 像草屋一样的弱者怎能挺起腰杆
5 强者王国里的呻吟——像草屋一样的弱者怎能挺起腰杆
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职业，挣着每月18。25元的工资，努力地与命运斗争着：进修、函授……以微薄之力搏击命运之网，那时，我自以为是强者。18年过去了，我惊异地发现，我已彻底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应聘书上那一行“无条件服从”的亲笔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视真实为生命，把正义当准绳，以大无畏的气概直面现实，真诚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大众媒体之一，报纸肩负着维护弱者尊严、保障弱者权益的神圣使命。多年来，我国的大部分教育类报纸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关爱着弱者。身为教育类报纸的一名从业人员，我也时时将关爱的目光，投注到教育界的弱者们身上。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当我将一则“我们该为弱者做些什么”的讨论预告发表在自己就职的《教育时报》上之后，竟立即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回应，来信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向我的案头涌来，短短十几天时间便有近百封来信摆在了我面前。翻阅着这些来信，我既喜且忧，喜的是有这么多人愿为弱者捧出赤子之心，忧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仍在品味着身为弱者的痛苦。
先请看学生——
弱者的名字叫后进生。河南省新县的南方老师说，新学期伊始，他接了一个数学平均成绩30多分的毕业班，在他看来，这些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就是弱者；河南省淮阳县一署名“心寒”的学生则说，由于自己是后进生，班里的好事从来轮不到自己，坏事却隔三差五地找上门来。当我到几所学校采访，对班主任问及学生中的弱者的定义时，3/5的人提到了后进生。
弱者的名字叫特殊家庭的学生。某县的吴明老师说，他所在的学校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将离异、犯罪、单亲等特殊家庭的子女另立单册，由学生科统一掌握，说是便于重点监控，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这些受歧视的学生就是弱者。据我了解，类似的例子《中国青年报》也报道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唯出身论的做法并不少见。
弱者的名字叫有心理或生理障碍的学生。河南省虞城县的范肖朋老师说，开学第一天他在班上点名，发现有人没答应，就问谁在捣鬼，而当同学们纷纷对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大叫“聋子”“哑巴”时，他才知道班上还有一个聋哑儿。内疚之余，他觉得这个学生就是弱者。一署名“迷茫”的学生说，自己的自卑心理很严重，是老师讨厌的“丑小鸭”，觉得自己就是弱者。事实上，这两类弱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多。
再来看教师——
弱者的名字叫乡村教师。河南省唐河县的马长军老师说，在他印象中，弱者就是偏僻乡村学校的教师，因为他们的工资一再被拖欠，衣食住行都成问题，教学任务又非常重，他希望得到真诚的关爱。
弱者的名字叫中师（师专）毕业的准教师。2003年11月20日，河南省项城市一名中师毕业的准教师在电话中痛哭失声地对我说，她们乡规定，要上班就得交1万元上岗费，可贫穷的她实在拿不出钱来。此前，我曾在三个地市进行了上岗费问题的调查，发现中师（师专）毕业生交上岗费的事比较普遍，许多准教师为此而债台高筑，另有一些准教师则放弃教育工作，外出打工。
弱者的名字叫将被新世纪淘汰的教师。河南省商丘市的李红亮老师说，今年暑假，他所在的学校采取教师竞争上岗制度，几个自身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又不注重学习提高的老师在竞争中失败了，他觉得这些教师是弱者。山东省泰安市的张峰老师也说，弱者和强者都只是相对而言，在他的学校，一些有着高级职称的教师无人聘用，倒是几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受到了大家欢迎，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宽、思想活跃、有干劲也有闯劲。
弱者的名字还有很多，如部分家境贫寒或身染沉疴的学生、辛苦一生却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某些国企退休教师等，然而，包括前面所述的弱者在内，这些学生和教师何以成为弱者？谁该为他们的痛苦负责？这一系列的疑问，既是读者所关注的，也是我要思考的。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某县周吉老师的来信——
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职业，挣着每月18。25元的工资，努力地与命运斗争着：进修、函授……以微薄之力搏击命运之网，那时，我自以为是强者。18年过去了，我惊异地发现，我已彻底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应聘书上那一行“无条件服从”的亲笔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年轻时的我，喜欢接受新生事物，教改、科研、向领导提意见等，总跑在前面，但现在，我退缩了，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我成了一个弱者，一个命运的逃遁者。我无言以对学生们那一双双童稚的、疑惑的和企盼的眼睛。无休止的考试、繁重的作业……我明知不对，却在默默地、机械地做着这一切。
周吉老师的信，透露出人生的无奈与悲凉，这种情感体验很多成年人都有过，只不过没像周老师这样坦然吐出。事实上，我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都把自己命名为弱者。为此，我常常至于泣下。
在采访中，提起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的问题，很多人都爱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挡箭牌予以回避。他们的目光为什么会轻蔑地掠过弱者的头顶，只在强者的笑脸上定格？要知道，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自然界是真理，但放之人类社会绝对是谬误，如果照这种思路走，幸福的梦永远只会为强者所拥有，而这，恰恰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
事实上，要回答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这个问题并不难。比如学生中的弱者，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应该负责的是在应试教育机制下部分缺少公正、公平、博爱之心的教师，正是他们的偏颇、狭隘，才使部分学生感觉自己是弱者并因此而痛苦；比如教师中的弱者，应该负责的是部分失职的权力机关和缺少公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们的错误，才使部分教师成为弱者从而痛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形成了弱者，也不管谁要为弱者的痛苦负责，在现实生活中，弱者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针对这一事实，只要是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文明人，都应该为弱者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近百封应征“我们该为弱者做些什么”讨论的来信中，河南省平顶山市张志立老师的意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学校的勤杂工，24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工资也低，加上家庭困难，生活一直很清苦，蔬菜时有时无，肉只是梦中所奢望的食品，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弱者。我是农民，但酷爱教育，曾当过10年的计划外教师，辅导过30多人次在国家、省、市获奖或发表文章。可由于贫穷，我非常自卑，又因为不在计划内，最终从教师队伍中被清退。
今年9月份，当年的学生把我从农村安排到城市学校当临时的门卫兼勤杂工。虽然又走进了校园，但毕竟不再是教师身份，所以，我更加自卑。就在这时，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用尊重扬起了我心中幸福的风帆�
